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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的治癌神话是如何打造的鄢烈山南方都市报2004-12-15 12月13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组《王振国的抗癌“神话”》的调查性报道，封面上点明“专题动机”：“这位著名的‘治癌专家’声称，他发明的抗癌药物临床有效率高达80％以上，曾经为300多万癌症患者治疗。本刊这组报道期望引发社会思考：究竟是哪些社会因素造成了如此神话？公众又为此付出了什么？”后一个问题太简单，笔者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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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的治癌神话是如何打造的鄢烈山南方都市报2004-12-15 12月13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组《王振国的抗癌“神话”》的调查性报道，封面上点明“专题动机”：“这位著名的‘治癌专家’声称，他发明的抗癌药物临床有效率高达80％以上，曾经为300多万癌症患者治疗。本刊这组报道期望引发社会思考：究竟是哪些社会因素造成了如此神话？公众又为此付出了什么？”后一个问题太简单，笔者试着来回答前一个问题。 假如这组专题报道是真实的，揭出的就是一桩多重的丑闻，远比六七年前的“神医”胡万林案更加骇人听闻。 探究造成如此神话的社会因素，可以用“一国五方”来概括。“一国”当然是指“神话”主角王振国，此人因“发明”了“天仙”系列抗癌药物，获得了一大堆令人炫目的荣衔：1990年首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1991年全国自学成才优秀人物、1994年“享受政府津贴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9年吉林省特级劳模、2001年被聘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他的所有这些荣衔都是因为他“发明”了全世界无人望其项背的灵药，开创了“治癌新纪元”。至于诺贝尔医学与生物学奖为什么不授予他，那只能怪国际专家有眼无珠或妒忌心超强。 共同打造王振国神话的大体有“五方”：官方、医学界、媒体、国际拆白党和公众。 首先说官方。据两位知晓内情的专家介绍，王振国在研制出“天仙”胶囊之后，找到当时在有关部门负责国家五年科技攻关计划的一个通化同乡，要求将他的“天仙”列入国家级科研的课题。由于王振国不具备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不符合申报条件，有关部门便“传话”给北京广安门医院，将此“项目”与该院的两个项目一并报批。课题建立后，王振国组织的临床疗效验证，其有效率只有3.2％，达不到8％的治疗用药标准，“但有关部门的人说，就让它通过鉴定吧”。这话就像上帝创世的话一样灵验，于是，世界便有了“天仙”抗癌药。王振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表白，他将他的“天仙”拿到比利时的一个商业性的所谓“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展出，获取所谓“世界发明最高个人研究奖”、“将军勋章”、“骑士勋章”等，都是有关部门要他去的，“我还心疼我的路费呢”。国家某权威部门的相关网站上至今还在宣传王振国在那个什么“尤里卡”博览会上得的奖呢。 为王振国撑腰的比胡万林的拥趸档次高得多！我们可以不相信“自学成才”的王振国，难道能不相信权威部门吗？王振国说他“从来不花一分钱去走关系”，那么权威部门的人为什么这样“抬举”他呢？完全没有科技常识？急于出科研政绩为国争光？错就错到底？还是…… 其次是医学界。当年揭露“神医”胡万林的是司马南等医学圈外人，如今挺身质疑“天仙”的也不是医学界的。医学界人一些心存异议却保持缄默，另一些人为了一己之私而与之合作。广安门医院的人为什么代王振国申报项目，并听任“天仙”胶囊通过鉴定？他们说怕得罪有关部门的人使自己的两个项目批不下来，50万元科研经费泡汤。明知该药在广安门医院的60例临床验证无一有效，却一直没有站出来告诉公众，医德云乎哉！还有，当王振国打着中医研究院的招牌将“鉴定”的3.2％的有效率宣传成80％时，相关医院与专家在哪里？那个聘他为“客座教授”的大学，不是因为他资助了一年一度的什么“振国杯”论文大奖吗？ 第三是媒体。为他造势的媒体不少是国家级的，这一方面是与权威部门的认可“配套”；另一方面，或是无知又不负责，不尽新闻核实的责任，王振国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给什么稿就跟着报什么；或者见利忘义，只管收广告费，哪管枉死城中添新魂。君不见，医学界公认清除乙肝病毒迄今无特效药，一些媒体却照登根治乙肝的广告？ 第四是国际拆白党。国外有克莱顿大学，也有克莱顿博览会、学会、协会，一手交钱一手发证书奖牌，在什么“尤里卡”博览会上拿奖，这不稀奇。 最后，特别应当提出的“社会因素”是公众。虽然公众信任权威机关、信任医学界和国家级媒体，对此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总要有起码的科技常识吧，怎么那样容易相信奇迹和神话，那样相信来自国外的五花八门的奖章？俗话说事不过三，怎么就上当受骗永没个完？尤其是，为了自己得便利，昧着心帮他去哄人，是不是有“为虎作伥”之嫌？报道讲了王振国的一个病例，王振国《战胜癌症》一书中的患者童象炳(已去世)，为吃免费药而接受暗示，说该药如何有效，被评成所谓“十佳抗癌英雄”。我们的社会上做这种交易的人太多了！从贪官污吏为吃数十万、百万元的回扣而宁肯国家损失数亿、数十亿元，到众乡亲街坊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去托关系“上贡”，这样的社会环境正是培育大骗、巨骗的土壤。 王振国不过是得“天时地利人和”又敢想敢干罢了，他的神话应了一句老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方舟子按：2004年12月13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王振国的抗癌“神话”》共有四篇，在《中国新闻周刊》的网站上只有标题，没有全文。下面是在刊出前我收到的前三篇的定稿，与刊出稿略有出入。缺最后一篇对王振国的采访《“我要说，科技研究照样非常卑鄙”》） 大提要： 十多年来，医学界对“著名抗癌专家”王振国的质疑从未间断过。然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位“自学成才的杰出青年”的事迹,不间断地出现在中央和地方电视台及各大主流媒体上。 王振国，按他自己所说，用过他的药的癌症患者超过300万名，他主编的书和他的网站上说，他发明的抗癌药物临床有效率高达80%以上——这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医疗机构所公布的数据（放、化疗对癌症有效率为30%左右）；一位癌症治疗专家说，如果这个数据属实，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早该授予他，全世界也许还应该为他塑造一座与他真人一般大小的金像，供后人瞻仰。 本刊记者采访了众多曾经接受过王振国治疗的病人、曾经对王振国的药物进行实验验证的专家，并与王振国本人面对面交流，对这位抗癌专家有了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 但这组文章并不只是讲述一个所谓的“抗癌神话”，它更期望引发这样的社会思考：究竟是哪些因素，造就了王振国以及与之类似的中国神医形象层出不穷？公众又为此付出了什么？ 一位已经死去的人，在“我们活了”的标题下，成为王振国系列药如何成功的“最新病例展示”，并导致一位作家与王振国对簿公堂王振国的抗癌神话本刊记者/方玄昌 □/陈许 2004年6月18日，国家科技部对外公布：吉林省通化振国药业有限公司"抗癌新药"研究项目——注射用银甘黄(冻干粉针)的关键技术开发，被列入2004年度“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引导项目。 此前的6月2日，一起与王振国相关的官司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被正式受理——国家一级作家、内蒙古文联副主席杨啸状告振国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该集团公司正是在吉林省通化振国药业有限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杨啸诉讼的原因是：他妻子因患乳腺癌去世两个月后，却被振国集团冠以“我们活了”的标题，作为实业公司的“最新病例展示”。 此外，杨啸还状告振国集团实业公司和王振国本人"侵犯名誉权和著作权"。此案原定于8月10日正式开庭审理。 “冲击疗法”没能挽回生命 2002年，杨啸的妻子乳腺癌术后发生骨转移。10月，杨啸的一个朋友看了电视后告诉杨啸，王振国研制的抗癌药物“天仙系列”有特效。11月，杨啸给王振国写了一封信，请他开一个用药的方案，随后，他们书信来往，杨啸的妻子开始按照王振国的方案用药。 4个月后，经检查，杨啸妻子的癌变由一处骨转移发展成了两处骨转移。杨啸又信给王振国告知此情。王振国让其专家组的成员王涛给杨啸回信说，继续用药3个月后再看情况。 3个月过去，杨妻的病情更重了。杨啸再次给王振国写信。“我一共给他写了6封信，每封信都是说病情在加重。但那时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他当救命稻草了。”杨啸说。 在这种情况下，他给王振国写了一首藏头诗，“藏头”的八个字是：“振国集团造福人民”。他的一个书法家朋友将此诗写成横幅，装裱，于7月底由王振国在呼和浩特的代理人宋守宪带给王振国。 但杨妻的病情还在继续恶化。2003年10月17日，杨啸又写信给王振国：“近日（10月14日）又做了一次B超检查，结果是：肝部多处转移。”王振国的方案是，杨妻除继续服用多种“天仙系列”药外，注射大剂量的白花蛇舌草注射液，每天5盒（30支）。 2003年10月26日，杨啸妻子病情更重了。他又给王振国打电话。王振国在电话中说：“晚了！”杨啸回忆说，当时他就有了想法，一直在按照王的方案用，怎么就晚了？此后，王振国建议他再加大用药剂量－－比药品说明书上规定的用药量加大10倍－－这就是王振国所谓的“冲击疗法”。 “白花蛇舌草的用药量加到每天10盒（60支）。就这样，一直到12月14日，病人出现昏迷；几天之后，也就是12月18日，我老伴还是去世了。”杨啸说。 从谈判到起诉 2004年2月下旬，杨啸妻子去世已经两个月，突然有朋友告诉他，在王振国的网站上，看到了他写给王振国的信和那首藏头诗。网站给人的印象是，他的妻子不但活着，而且因为用了他的药，病也治好了。 杨啸打开电脑上网一看，朋友的话果然不错。 “那上面的醒目标题竟然是：‘我们活了——最新病例展示’。” 杨啸说。 杨啸当即给王振国写了一封信，用特快专递发给他。信上说：“这严重侵害了我的名誉权，严重地伤害了我的声誉和人格。” 杨啸在信中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把各网站上这方面的材料立即撤消；（二）公开赔礼道歉，说明真实情况；（三）赔偿遭受侵权的各项损失。否则，将诉诸法律。 接到杨啸的信后，王振国首先表示自己对藏头诗、信和其它作品上网一事毫不知情，然后派集团的一个副总裁来给杨啸“道歉”。 “来的人叫顾春秋，是一个转业的大校，这个人名义上来赔礼道歉，后来话不投机，他就开始发火，”杨啸告诉本刊记者，顾春秋说，王振国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日本人跟他打官司都没能把他怎么样，你想告倒他也不可能；王振国的人品非常好，你这样跟他对抗下去，你的人品就值得考虑。 第一次“道歉”就这样不欢而散。 又过了些天，3月13日下午，振国集团又派来了一位女士，自称是振国集团的“总裁助理”。她没有名片，只是说自己名叫彭玉玮。 彭玉玮在听了一遍第一次谈判的两个小时录音后，要求要把录音和所有材料都复制一份，以便带回去给振国集团董事会了解情况。杨啸答应了。但当天晚上，内蒙古自治区司法界的一位老同志到杨啸家来，听说此事，对彭玉玮的真实身份表示怀疑。杨啸在网上查后发现，原来这位彭玉玮是振国集团的法律顾问。她还是吉林市圣力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吉林市女律师委员会主任。 第二天下午，彭玉玮再次来到杨啸家拿材料，杨啸表示，鉴于对方的不诚信，不能把材料给她。此后直到5月中旬，振国集团再没有来找杨啸，杨啸最终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起诉。 然而，8月10日，法院并没有按预定计划开庭审理此案。 据杨啸介绍，没有开庭的原因是振国集团对管辖权提出了异议，说自己是香港和吉林通化的企业，而杨啸是在呼和浩特起诉了他。 呼市中级人民法院目前正在处理这桩官司。杨啸委托的律师认为，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是有意拖延时间。 王振国其人 打开“振国肿瘤防治中心”网页，跃入眼帘的是王振国一个个令人眩目的头衔和荣誉： 1989年，第38届尤里卡世界发明最高个人研究奖、将军勋章、骑士勋章； 1990年，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享受政府津贴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1年，全国自学成才优秀人物； 1992年，中国优秀民办科技实业家； 1994年，广东省优秀民营科技实业家； 1999年，吉林省特级劳模； 2000年，全国自学成才十大标兵；美国2000年医学贡献成就大奖； 2001年，中国民营科技协会"开拓奖"； 2002年，第30届美国癌症药物大奖；2002年癌症成就金奖； …… 王振国还担任国际癌病康复协会会长、珠海市癌病康复协会会长、珠海市振国医药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振国肿瘤研究中心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务。 这所有的光环，都源于王创下的两个惊人数据：按照他在媒体上做的宣传，十多年中，他的“天仙系列”抗癌药物为全世界70多个国家300多万病人进行了治疗；药物治疗癌症的有效率达到80%左右，远远高于国际医学界目前普遍认可的、最好的有效率水平（30%左右）。 “天仙”究竟有多神？ 在王振国主编的《战胜癌症——100位癌症患者奋斗记》一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天仙冲击疗法推动了癌症治疗的历史进程，翻开了癌症治疗的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是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重大突破”。 纪小龙教授，中国武警总医院病理室主任，曾用“天仙”系列药做过动物试验。 “十年前，有病人来找我，说王振国宣传的天仙系列产品怎么好。后来我去了光明医院，那是一个部队的小医院，王振国承包了其中的一层，有七八间房子。我买了一些他们用的天仙系列药回来，然后做动物试验，把癌细胞注射到小白鼠体内，上班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小白鼠喂天仙系列的药，不到两个星期，不喂药的小白鼠癌细胞扩散，都死了，而喂药的小白鼠也都死了，证明这些药根本没有效果。”纪小龙说。 据纪小龙介绍,世界卫生组织有统一的结论，目前世界上对于恶性肿瘤，包括中医西医，只有1/3的恶性肿瘤能治愈（包括早、中、晚期病例），有1/3可以改善，还有1/3是毫无希望的。这是医疗界公认的结论。 “如果有人说某一种方法或某一种药物，尤其是用纯粹的中医和中药，治疗恶性肿瘤的效果大大超过这个基本的评估，就目前来说是完全不可信的。”纪小龙说。 纪小龙曾根据中医两千多年来对治疗肿瘤的记载，包括经典的中医古书与民间的偏方验方，收集过1000多种药物。他期望在病人身上得到明确效果——给药后肿瘤明显变小，癌细胞死亡，但最终没有得到这个结果。 “很多肿瘤研究者，包括中国肿瘤研究的权威、研究肿瘤内科的中科院院士孙燕，几十年来一直在做中医治疗癌症的研究，收治的病人都是用中医方法来辅助化疗，但至今也没有拿出一种大多数癌症病人用了都有效的中药。”纪小龙说。 “抗癌英雄”这样产生 “天仙液”治疗对杨啸的妻子没能起到作用，让杨啸对曾经拜读多遍的《战胜癌症——100位癌症患者奋斗记》一书产生了疑问。事实上，这100位“战胜癌症”的病例中，至少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因癌症而死去了。 本刊记者根据该书留下的联系方式，随机调查了其中几位“抗癌英雄”，如149页描写的患者童象炳。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童象炳已经在王振国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就病故了。其他的许多人，按照书上提供的线索去找，全都找不到人。 根据童象炳妻子的介绍，童在2000年1月24日检查出患有膀胱癌。3月开始做化疗。化疗期间，看到了王振国的宣传书，“书里都是得了癌症的人出来讲，我们当然相信了。他在贵阳有个办事处，我们5月份去，开始吃他的药，但效果不怎么好，11月（他们从）北京派来了专家，说要用冲击疗法，加大剂量，用白花蛇舌草输液。挺贵的，一个疗程一个月，就要4500元。” 童象炳的妻子说。 用药后的效果，书里的描写是：“3个疗程后，B超复查，膀胱病灶缩小了……2001年3月 6日，治疗9个疗程后，又进行B超检查：膀胱壁未见增厚表现，原病灶已消失……” 事实情况却是：2001年3月6日，童象炳做B超时的确发现膀胱壁变薄了，膀胱癌小了,但他同时也在做放疗和化疗。5月，王振国到贵阳来对童象炳说：“你捡了一条命，你好了，没事了。”但6月，童象炳开始咳嗽，检查发现是肺癌（无法确定是原发性还是转移）。 “一直输他的白花蛇舌草，肺癌却越长越大，胸腔开始积水，2001年12月15日，我老伴就走了。” 童妻说。 童象炳是怎样成为书中的“抗癌英雄”呢？童妻说出了其中原委：“在接受冲击疗法期间，贵阳代理点的人告诉我们，如果你的病情有所好转就跟他们说，因为他们总部在评‘十佳抗癌英雄’，评上后可以免费提供药。我想能免费吃最好，因为太贵了，所以就让他们报上去了。” 这本书和王振国后来出的《战胜癌症——300位癌症患者奋斗记》里面描述的绝大部分病例，情况都大同小异：在用王的药物同时或之前，患者基本上都接受化疗和放疗。 如此论文，如此认证 王振国有一本被一些报刊宣传文章称为癌症研究“经典之作”的书——《肿瘤防治与康复》，书中附加了不少论文和检测报告。其中，有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一篇论文，内容是检验“天仙1号”的抗氧化效果，署名专家是赵保路和忻文娟教授。 记者找到了这两名教授，但忻文娟和赵保路都明确表示，从来没听说过王振国这个人，也没听说过这种药物。 忻文娟的学生实验师侯京武说：“我们所做过的实验报告一般都是由我负责排版和打印。这个实验报告的排版格式不是我们所的风格，而且原则上，这种实验报告如果公开发表，必须经过原作者的同意。” 书中列出的其他做鉴定试验的机构——“美国华盛顿首都大学”、“美国FRC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台北FRC自由基研究中心”、“国立癌症防治中心”等等。记者通过正常途径均查不到这些机构，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医学专家也表示不曾听说过。 据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方舟子调查发现，所谓“华盛顿首都大学”是一所没有经过认证的非正规大学，而“美国FRC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则不在美国，是在台湾。而以“FRC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或“FRC自由基研究中心”名义的论文，只出现在“天仙”抗癌药的宣传文章中，在生物医生论文数据库Medline里却找不到，这意味着这篇论文很可能没有正式发表过。 新华社对王振国的一篇宣传文章中曾经写道：“台湾岛的癌症患者中现在流传一句话：‘没用过王振国发明的药，就等于没有治疗到家。’目前，‘天仙’系列抗癌药在台湾有300多家连锁店出售。”但事实上，据方舟子调查，近几年，台湾“行政院”卫生署三令五申取缔、处罚“天仙液”广告，将其列为违规宣称疗效、夸大不实的产品；台湾的主要报纸《联合报》、《中国时报》都曾因为刊登“天仙液”的广告而受过处罚。 惊人的药费 在一些宣传王振国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让百姓能够吃得起抗癌良药，是王振国办企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王振国坚持在药品销售中舍弃中间环节，直接在全国各地联办、自办医院或门诊部，还经常免费巡回义诊。” 然而实际上，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患者和专家表示，王振国的治疗是昂贵的。 “我老伴吃他的药，一年多一点时间，花了近4万元人民币，用‘冲击疗法’后更贵，每天用10盒共60支药，一天就是300块钱。” 杨啸说，王振国卖药不开发票，也只是开个收据。 据病故者童象炳的妻子说，他们同样吃了一年多一点时间的药，花了大约7万元。 还有更贵的。浙江省洞头县一个病人，2003年9月份开始，在上海接受“冲击疗法”，50天共花费近5万元，但病人还是去世了。“治疗费用很高，却没有看到效果。”病人的丈夫、现任洞头县人大助理调研员邱国鹰告诉本刊记者。 上海振国医院业务副院长朱宝宽证实了治疗费用的金额：“每个月大概花费四五千元，治好需要一年左右。一般大概要花四五万元。” 如此昂贵的“天仙”药物，其成本如何，患者和记者都很难了解到。记者采访时，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一位专家说，他的一个病人告诉他，在王振国的医院打一种注射液，一个疗程要3000元钱。“其实那种药一支成本也就几毛钱，”这位专家说。 在今年7月份新华网刊发的一篇宣传报道中，声称王振国的系列抗癌药物已经被70多个国家的300多万患者使用，如果这个数据属实，每个患者花费以朱宝宽所说的——四五万元计算，王振国起家的这十几年，其收入显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近期，王振国又连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分别投资上亿元，修建医院，振国集团一名员工向本刊记者透露，他们准备从“散兵游勇式的门诊”为主的做法，走向“正规军集团作战”。 “人治”因素以及国家在药品审批管理方面缺乏纠错机制造就了王振国的成功；最终使得患者要用他们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来检测那些被国家通过的“合格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