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种分法并且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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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明代高??四唐说的中唐，向来一概视“白元”、“韩愈”、“刘柳”诸大家为其代表诗人。然而，照这种分期法的创始者严羽所说，唐诗还可以分为五期，相当于中唐的时段被划分为“大历体”和“元和体”。“元白”等人代表元和体，而不代表大历体。在后代，独具特色的元和体专被视为中唐的代表，而乍一看不太显眼的大历体的诗人则有被忽视之嫌。因此，如果不是从总体上把握应称为中唐前期与后期的“大历体”和“元和体”的话，就不能全面地理解它们，也很难正确地加以说明。这一点作为唐诗研究者的共识，近年来被强烈地意识到，考察一下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就可以了解这一点。例如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１９８０）所收的诗人八成是大历诗人，刘初棠《卢纶诗集校注》（１９８９）、王定璋《钱起诗集校注》（１９９２）、贾晋华《皎然年谱》（１９９２）等成果相继问世，也是很好的例证。个别研究不用说是重要的，但要理解大历体仅此还不够。因为不同于元和体，大历体的物质从哪方面说都是内在的，并且大小群像错杂。而这一点，在大历体的总体把握上彼此都有欠缺的遗憾。足以弥补这种缺陷的醒目的论著，是蒋寅的《大历诗风》。该书提出的问题、视角及研究方法，不仅对以后的中唐诗，就是对整个唐诗研究也大有裨益。无视该书的成果，看来是无法做进一步研究的。 本书的结构为正文九章，未附录“大历诗人名录及作品数量”、“大历诗研究参考文献一览”、“征引书目”，提供了有关大历诗的基础资料。特别是文献一览，眼界开阔，十分可贵地勾画出中国的研究现状，日本的研究成果在正文所列举之外，也相当地吸收了。我一直对建立在中国研究方法上的日本中国学之存在抱有怀疑，故在此意义上我实在是感到惊异和新鲜。 正文的第一章到第四章，即“从《河岳英灵集》到《中兴间气集》──由唐人选唐诗所作的抽样分析”、“气骨顿衰──时代精神的变迁”、“时代的偶像──大历诗风与谢?I”、“主题的取向”，可以说是从外部特征的客观状况考察大历诗的文学史位置与特质。尤其第四章还详述了六个主题。在此被抽出的大历诗的特质，在后半第五章到第八章，即“时间与空间”、“感受与表现”、“意象与结构”、“体式与语言”中，成为阐明可以说是内部特征的诗人内心世界与文学的关系时重要而且是基础的视点。第九章“大历诗风的内涵及大历诗的地位”叙述了文学史上的影响关系和对大历诗的评价。 第一章通过选集编者的眼光，探索从盛唐诗到大历诗的变化。由《河岳英灵集》可窥见的风貌，作者指出了自由昂扬的时代精神、内容与表现技巧相适应的浑成美、被以“奇”来评价艺术上的独创性。他在对盛唐诗的思考上揭示，殷所说的“风骨”不是汉魏本身，而是继承建安的才情与任气、认为凭自己的信念可以实现一切的刚健风格和自信。另一方面，对评说大历诗风的《中兴间气集》，他强调如下几点：盛唐诗的特征“风骨”、浪漫诗风的骚体以及内容与表现之和谐所酝酿出的“远韵”消失了，而被元结否定的齐梁诗的“形似”和婉丽却得到好评。由此勾勒出雄浑而活跃着想像力的盛唐诗到写实而且现实性很强的纤细的大历诗之间的变迁轨迹，作者这基于现代批评方式的视点与方法是妥当的。书后半部的展开，就是通过与盛唐诗的比较来阐明大历诗的特质的。在这个意义上，这是决定作者基本视角和方向的一章。殷璠于盛唐诗所见的风骚两体，骚体不久就衰颓了，于是以风雅为中心的风体代之而受到注目。高仲武的议论虽有所保留，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点。这是不同于向来直接于六义寻求元结之推尊风雅的论断，值得注意。因为这可以说是更符合时代的看法。 第二章承前章从诗人的精神状态及立场来概述时代精神的变迁。作者虽未明言，但他对“大历诗风”的把握本身多据严羽所说，将对盛唐诗很高的肯定评价作为前提，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作者在各章评价了大历诗的独特性，然不无在“盛”“衰”对峙的价值框架中进行比较之嫌。因为，在何处比较什么，乃是比较研究的核心，而对两个比较对象的比较应是均等进行的（不是说叙述的繁简）。书中对大历诗批评性的考察，在论盛唐诗时却往往被省略。对著者顾虑的比较分析一无所知就这么说，是鉴于评者认为本书的注文之多盖因于此。 第三章论述大历诗人心中崇奉的偶像谢?I。相对于被李白目为“清发”、又被目为“清丽”的谢?I的审美意识和诗风来说，著者更重视其处世观。他在谢?I身上看到使政治社会里入世的愿望和隐逸的欲求统一起来、作为调和观念与现实生活之方法的半官半隐的“吏隐”。此外，他还举出“友情”、“乡愁”作为谢?I的主要文学倾向，与山水诗一起指出其与大历诗的相似，从中找出思想感情及生活态度的类型。这一章在书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它在逻辑结构上成为第四章中“隐逸的旋律”、“自然的新发现”两节的前提。在此被提出的问题的意义与评者思考的问题所在，下文还要触及。我想先提一下的是，书中屡屡论及而且是很重要的术语“吏隐”，定义并不明晰。全书各章确实是在与盛唐诗的比较上进行了精致的检讨和考证，可是关于处世观却没有从初盛唐时期到大历时期的历史考察，“吏隐”是个极突出的例子。著者引证的大历时期的“吏隐”之例，与初唐时期的用例是有些差异的吧？而且，大历诗人本身的“吏隐”显示出的意味，现在也要稍微严密些地加以定义。我想，如果从唐代处世观的推移中提出问题的话，会有增强说服力。同时，作为谢?I的形象总体的评价，如何异于盛唐诗，也是需要言及的一点。 第四章分析大历诗人的主题取向，阐明其独特性。唐诗里的各种主题，可以说已大致尽于盛唐诗中，艺术成就也达到很高水准。大历诗的主题，相对来说集中于有限的几个方面。首先是作为时代精神背景的“迷惘和反思”，然后是传统主题在大历时期的独特展开，如“衰老的感叹”、“孤独与友情”、“乡愁羁恨”，最后是呈现新发展的主题，如“隐逸的旋律”、“自然的新发现”，作者逐一进行了分析。 对衰老、孤独、乡愁旅恨这些人生隐翳浓密的部分抱有关怀，热衷于歌咏，是大历诗的特色。那么，其动机与指向性该向何处寻求呢？前者如作者所指出的，起因于丧失了理想与希望、而新规范尚未显示的迷茫的不安和忧愁。可由这主题的倾向又可以窥见什么呢？所谓内省的，照我看来就是用这种怀疑的眼光所顾自我的存在。一个时代终止的事后感、终结感的自觉、被抛入朦胧之中的感觉、不可历时性地、共时性地联系起来的焦躁等，在为寻求应有的“自我”而徘徊。这不也可以视为朝向新规范的自我意识的征兆吗？作者说大历诗人的自我意识被限定，所以不是真正的自我意识，可是处在物我相关中的自我意识本来不说是相对的东西吗？ 本章的论证，重心放在作品的鉴赏分析，其审美眼光非常出色。并且由此敷衍总体论旨的力量也有卓越之处。如“乡愁羁恨”中有一段论述盛唐诗与大历诗的情感方式，在孟浩然《宿建德江》与张继《枫桥夜泊》的比较上，论述了张诗的特征：“同样是愁，在这里就得到了环境描写的细微烘托和夜久不寐的具体表现，如果说此诗前两句在时间上有个跨度，那么后两句又将感受在一个具体的时点上加以深化：夜深月落之时，山寺钟声断续飘来，舟中不能成眠的旅人听了正不知是什么滋味。诗人那欲言不言、潜沉含蓄的情绪体验全在这声色交融的夜景中微微波动着，敏锐得令人心颤。这情绪体验一开始就与外物对视着，并且其持续的心理历程始终保持着内在的流向。“愁眠”之愁既非由凄凉之景引起（倒不如说凄凉之景是愁眠的观照），也没净化在外物中，它只能在外物变换着的刺激下、压抑下愈益加深内省的深度。敏感而内省是大历诗人的心理特征，也是大历诗的性格。” 第四章后半的两节，是显示出新发展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本书内容的核心。作者在前章基于谢?I“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之句，将其作为大历诗的先声，与东方朔的“朝隐”、白居易的“中隐”同一视之。这明显是性急的逻辑。“朝隐”出于炫奇的揶揄，可先不论；元和以降的“吏隐”不是应该在大历诗的展开上把握吗？看来由于对“吏隐”要领的榫和定义稍微暖昧，就将其混为一谈了。作者所谓半官半隐是指的什么呢？如果是指处于官位却想着隐逸，那么在初盛唐时期就已有类似的意识；如果指吏与隐的中间立场，那也同样有“若人兼吏隐，率性夷荣辱”（李峤）、“非隐非吏晋尚书，一丘一壑降乘舆”（刘宪）及杜甫等的先例，看不出与大历诗有什么差异。我想，初盛唐时期的“吏隐”观并不包含着的深刻的矛盾冲突、似是而非的东西，大历时期在冲破出处退之矛盾局面一点上可以看到它的独特性。在这个意义上，陶渊明的行藏不会成为大历诗人处世的楷模，评价也可以说很低，而韦应物的陶渊明观就是不可忽略的了吧？作者举出“郡斋诗”作为韦诗的特色，可由于“吏隐”的要领不确定，就留有不问其裨的遗憾。对隐逸的追求，诚如作者所说，是与绝望失落感为表里的，可应有的处世观的摸索只是从生活的需要中产生的吧？他们不是一方面强烈地感到传统的处世观不可依据，一方面又希求取代它包裹自己的世界呢？大历诗中处世观的展开，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作者提出“吏隐”的问题，真是极为可贵的。之所以这么说，是我认为在处世观的历史变迁上，这是个划时期的问题，与诗人的世界观与自我意识有着深刻的关系。 关于自然，作者概括说大历诗的山水是心中的风景，而盛唐是眼前的风景。他认为，由于是写心象的风景，即使咏歌北方的景物基本上也与南方没什么区别。安史之乱后僧人驻锡之地大都转移到江南，由此来看，作者说与南宗禅（尤其是洪州禅）有关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其间文人与缁流的交游易酿成独特的风气和诗风也是不容忽视的。盛唐诗轮廓鲜明的描绘突兀雄大的景物，大历诗则层次细腻地描绘卑近的自然，这一卓见除作者所说的心理反映外，不是由于华化华南风光根本的不同吗？虽缺乏变化但很稳定的风景，不是所看到的自己的世界吗？在南进的历史中新发现江南之美的谢?I，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成了大历诗人的楷模，使大历诗带有“形似”的倾向。皎然对江南诗人的批判，不也指向那存在于南方的矜持吗？看到什么也就是如何表现。朦胧化、暖昧化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表现。 从以上主题中抽绎出的大历诗特征，如“衰老的感叹”中提出的平淡的追求和意味深长的独特风格，“孤独与友情”中提出的时空意识的视点，“乡愁羁恨”中提出的写实性的倾向，“自然的新发现”中提出的物我关系和诗人的观照方式等，都成为书后半部的视点。 在第五章的“时间：历史与现实”一节，作者说大历诗人不能超越瞬间经验而与宇宙的生命律动、历史的时间韵律共振，所以就很少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可即使是被限定的时间意识与对象，在主客相互关系上产生的对客体的认识与观照，不也离不开自我意识吗？类似的例子是，在“主体：彼岸与此岸”一节中作者指出，相比扩大到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领域的盛唐诗来，大历诗缺乏想象力被限定在知觉的范畴，缺乏对人生对世界的思索。这同样也不能让人感到妥贴。总之，我想这是程度的差别，而不是质的差别。这可以看作是前面说的比较论上的微瑕。因为只有有自我意识才产生自觉的文学变革和理论化，作者自已在次章关于想象性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肯定“个体”意识与独自的世界观的存在，要说明包括大历体的中唐，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吧？ 第六章是与事物有关的感受性和表现的问题。作者先提出一个通代的概观：先秦到汉代是“感事”，魏晋以降是“感物”，然后指出盛唐人虽排斥六朝诗，但在“感物”一点上却沿袭六朝，到大历诗再返回到“感事”。这一视点是崭新的。又“表现与动机”一节提出，到大历时期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性格“情景交融”出现。这一结论也是极为宝贵的。在“情景交融的历程”一节，作者举出天台宗与南宗禅为其契机。而大历诗在写作动机上推动了随机性与偶然性。从而产生“取境”的要求。果然是这样吗？“意境说”说的取境，是瞬间于客观存在观照心，而不是以描写固定的心为目的。将心作为理应如此的和固定不变的东西来把握，将招致主客分别、束缚，在禅是被严厉否定的。提倡顿悟的南宗禅六祖慧能的言论《坛经》也说：“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即流通，住即被缚，”“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认为盛唐诗一方面凭“感物”，一方面也重视兴会的主张，恐怕是严羽的影响，而严羽则司空图之说者多。司空图又据“王韦”标榜己说：“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这样看来说不能一概否定大历诗的随仙性、偶然性。皎然提倡“天机”、“神授”，不也视它们为意与境结合的契机吗？本章的论旨看来是围绕着“意境说”展开的。作者的论证稍为婉曲，一瞥魏晋玄学上的言意之辨，将六朝至元和时期的议论收入视野，如果在论述之初将“意境说”的内涵加以定义，“情景交融”的历程就会更完整地呈现出来了。还有，由于论证的过程专沿着天台宗与南宗禅的佛教话语展开，文人认为的交融的本末不是由文学作品来例证，就使本章相比它章给人理性的感觉。 第七章分析诗人选择的“物象”。作者在陈植锷提出的“描述性意象”、“比喻性意象”、“象征性意象”上补充了“暗示性意象”，从具体性、个别性、静态性、揭示性等特征揭示出单纯意象的问题。大历诗在以独特的白描手法更新意象的同时，由于本来诗境就浅薄没有含蓄，象征意象就作为一种补充发达起来。这是一个值得倾听的观点。但是，“意象的性状”一节作者引“一叶落”的表现，认为将日月推移的感触集中于一片树叶来体认，乃是极具体的。这个例子不可以说是属于象征吗？联系前章“移情、象征、烘托”一节指出的象征的俗套化倾向来看，被视为具体性叙述的表现有不少不是已成为象征的意象了吗？所谓分析同时意味着细分化，意象具有的多义多样性在强调具体性之余不免被舍弃，这也是应该留意的。作者接着指出了意象的静态性。其中他将青与白的色彩比视为大历诗人的特色。然而，这种好尚在盛唐诗中也普遍可见，看来不能说是大历诗的特征吗？并且那有“很容易造成静态的外观呈示的效果”的作用吗？文学里色彩的相位真像作者说的那么载截吗？这都是需要推敲的。作为静态性的特色，“时间意象的空间化”举出“处”“时”二字并用的例子，论证不仅用空间形象显示特定的时刻，将动作性强的行为分解、显示为静态的画面，还着眼于持续性，要限定在特定的场合且具体地呈示出来的宗旨。这与下一节“意象结构与表述结构”揭示的大历诗意象构成方式──平列式及醉心于局部表现而忽视整体美的特点，对考察后世的发展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概括。 第八章“体式与语言”通过前章考察的主题、结构、表现来论述第一章概评的形式方面的特征。对大历诗来说，五律是适合的体式，此外，古诗有律化的倾向等也是值得注意的结论。其中作者虽举出白描的长处，但与如何描写如何安排典故，同样，不仅说没有假托和比喻一点需要仔细分析，“清空”、“淡净”的风气是如何形成的，也都有探讨的必要。因为这与前一节谈到的意象的“虚化”相似，是在思考大历诗的审美意识上不可或缺的论点。“语言的风格特征”一节，首先说明盛唐诗如一座雄壮的建筑物在前，大历诗只能在门窗墙篱的细部雕琢上下功夫，然后举出其三点特征：清新风格的追求，语句雕逐带来的表现力的增强，“平易流利”的倾向。本章中对五律颔联用流水对或“不对”这中晚唐趋势的平淡的揭示，还有关于联绵词单用的评价等，如实地反映了作者赅博的闻见与敏锐的鉴赏力。 如果说在国威高扬、版图扩张的开元天宝时期，盛唐诗挟时代的风潮具有万般外向而且高昂的气概，那么濒于危殆的战后的诗人们溺于内向的而且消沉的风潮也不是没有理由。照此说来，时代是由“扩散”走向“收敛”，扩散的盛唐诗受到好评，收敛的大历诗的独特性也同样应该被阐明、被评价，这是不待言的。本书正是在此意图上尝试了对大历体的总体把握。总论由基于精致的分析和理论的分论支撑，而分论又为丰富的知识和周到的基础研究所证实。投向作品的出色的鉴赏眼光和对理论的演绎能力，大体解救了易落于理之弊，随处可见的卓拔的启发和洞察力，让人见出作者丰富的见识。 这样，一面将目光投向现实，反省自身，一面探索着新的发展的群像，就在读者的眼前浮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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