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看书，看到此句。不知何解，故问之。
热心网友
天人三策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汉武帝乾纲独揽。建元初年被扼杀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元光元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他在元光元年策贤良文学诏中向董仲舒问道：………………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汉书·董仲舒传》） 同时还向董仲舒强调：“朕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汉书·董仲舒传》）可以看出：汉武帝求解的不是具体的一时权变之策，而是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教训，又能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汉朝强盛的长久治安之道。是带有规律性、普遍性、战略性的历史政治哲学。针对汉武帝的征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 《天人三策》被班固全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天人三策》中的主要建议如下：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3。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 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天人关系说先秦时就有之，但董仲舒杂揉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援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 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董仲舒认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繁露·玉杯》）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天人感应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以天象示警，异灾谴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汉书·董仲舒传》）这就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规柬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天人感应”为历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响深远。天人感应对皇帝的警策作用，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光武帝等几个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已诏。后世帝皇逢灾荒年实行免租减赋、开仓赈灾等措施无不深受天人感应的影响。可以看出：一方面儒家通过君权神授论竭力为君权（政权）的合理性作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次依托君权（政权）来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儒家又通过天人感应论，假上天之威，对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注意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旨意来行事。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这样就实现了儒家对君权的限制和控制。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使得儒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在治国方面，董仲舒言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 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汉书·董仲舒传》）因此他主张“德主刑辅、重德远刑”，并以春秋决狱，来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认为人君应当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伦纲常。孔孟认为人间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则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原先儒家主张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并认为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变。 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根基。但是在同时又起到了制衡君主权力这样一个目的，”三纲”里的”父为子纲”，使得皇帝（天子）也要”事天以孝道”，皇帝也必须信奉天人感应，施行仁政。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是单纯以尊儒为目的，它的目的是树立一种国家唯一的统治思想，用思想上的统一来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服务。他对汉武帝说过这样一段话：“《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段话表明人文学术脱离不了政治，坦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旨在支持政治。董仲舒比李斯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既不“焚”也不“坑”，而是用文化统治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禁绝其它各家的思想和著述，只是在选拔人才和统治思想上不取其它诸家。他向汉武帝建议要“明教化”、“正法度”，力主实行“德主刑辅”的仁政，希望通过广设学校，来散布儒家道德礼仪，维护儒家地位和君主专制政权。“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因此帝王君临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 （《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反对“郎选”、“任子”和“货选”等汉代官吏选拔制度。呼吁：“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提倡建立新的人才拔擢制度。认为设学校以广教化，这是巩固统治的关键堤防。汉武帝于是从其所议，“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选贤才，举孝廉，郡国岁献二人，著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汉书·董仲舒传》）教育、选官等制度服务于儒家，为儒生进入政治权力机构，参于权力运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儒生逐渐成为政治思想界的决定性力量，有利的维护了儒家的独尊地位，董仲舒还极其推崇《春秋》。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义之大者也……。《春秋》，礼仪之大宗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董仲舒认为《春秋》的宗旨是辨是非，正名分。认为孔子是带着政治目的作《春秋》的，《春秋》是孔子仁义道德和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董仲舒的学说是从维护汉朝的大一统出发的，他援引“春秋大一统”之精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把封建的大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改之事。他认为应该损抑诸侯，尊王襄夷，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董仲舒以儒学为主体和外壳，杂揉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为哲学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天授”、“三纲五常”、“春秋大一统”等观点，将君主统治影射到天道上，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为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法宪制度和封建社会的秩序结构”提供了初步模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热心网友
董仲舒接受汉武帝三次策试的三篇文章，史称“天人三策”。它与贾谊的《治安策》同称为西汉的“大文”。《天人三策》和《治安策》虽然对西汉之初的作用各有千秋，但它们在历史上有着共同的地位，尤其是《天人三策》中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 汉武帝是个志在积极有为、胸怀雄才大略的皇帝。然而，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他一方面要求郡国举孝廉，以德高者为官吏，另一方面又急切地向全国征召治国安邦的专家。他在征召贤良的通令中诚恳地说： ……历史上的帝王们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那时年年风调雨顺，没有怪异诡谲、山崩地震之类的事发生。他们是如何治理的呢？我自从即位以来，白天从一睁眼就开始谋求治理国家的良方，晚上躺在床上也无法入眠，思索着如何去治理我们这个国家。我就像面临深渊、也像摸着石头过河的人，在寻找和期求哪怕是很微小的挽救自己的力量。 我们这个伟大、美丽的国家，应该怎么做才能完成先辈们努力实现的大业，才能光大、彰显先辈们创立基业的美德呢？怎么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治理得可以与尧舜时代相仿、与三王的统治相媲美呢？我深感个人的能力是不足以成就大业、使祖宗的美德留芳百世的。这次请诸位来，是倾听诸位所了解的古今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当今社会中的问题。 具体要求是，每人根据我出的题目，写一篇政论文。诸位交卷后，我将亲自审阅。 董仲舒从武帝的策问中，读出了武帝求贤若渴的心情。董仲舒很高兴，自己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有了露一手的机会。 策试的结果，董仲舒很满意，写得也很顺手。虽然这样，他心中也有些担心。因为策试时还是有些紧张的，所以他总觉得心中有些话还没有表述清楚。 汉武帝在审阅策试文章时，发现董仲舒的文章很对自己的思路，文章中有勃勃向上的进取精神。同时，武帝也发现这篇文章闪烁其词，蜻蜓点水，似言犹未尽。于是汉武帝有了再次策试董仲舒的意向。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汉武帝又连续两次向董仲舒提出问题，希望董仲舒具体一点，就一些社会问题做出详细的分析，提供解决的办法。 这是一份殊荣！从全国各地赶来策试的贤良之中唯独董仲舒一人获得。董仲舒心醉了。他畅其心中所思，就社会中的许多现实问题，都上言不讳地作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最后，董仲舒还大胆地提出了思想大一统的政治方略：推崇儒家生生不息的进取思想，贬抑、罢黜其它各家的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汉武帝问：五帝三王之时，天下大治，其后王道大坏，灭亡相接。那么，是“其所持操或悖谬”，还是“天降命不可复反”。而“三代受命，其符安在”？又“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灵”。很明白，这是一个宗教问题。董仲舒的回答，开宗明义提出了他的天人感应学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而天谴告的目的，不过是要人改变其失败之道，而改行不败之正道。 那么，什么是道？董仲舒说，道是“适于治之路”；其内容为何？“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用仁义礼乐教化，就可以长久安宁：“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这就是说，要能“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灵”，就必须行礼乐教化。因而教化乃是上帝鬼神的要求，是依天意行事。董仲舒还认为：“非天降命不可复反”，而是后人“所操持悖谬”，这叫做“治乱废兴在于己”。 董仲舒继续论述教化的必要。他说，根据《春秋》，“求王道之端”，这王道之端就是：“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如何承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王者承天意行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德教”，就是教化。这再明确不过：行教化，乃是王者禀承天意。 董仲舒继续说，孔子悲叹“河不出图，凤鸟不至”，那是由于他身份卑贱。皇上你现在贵为天子，“而美祥莫至”，其原因就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他说万民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而教化就是防水的堤：“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教化立而奸邪皆止”；“教化废而奸邪并出”。所以古之王者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教化行而习俗美”。继乱世的圣王，首先要行教化：“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 在第二策中，董仲舒讲文王“顺天理物”，武王行谊平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所以有成康之治，“此亦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如今“阴阳错谬，氛气充塞”，其原因是“长吏不明”，“亡教训于下”。“亡教训”也就是“亡教化”。第三策讲“天者群物之祖”，讲“天人之徵，古今之道”，讲人受命于天。而命，就是“天令”：“天令谓之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谓之性，性非教化不成”。正因为如此，所以“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孔子作《春秋》，就是“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不用说，孔子行教化，也是禀承天道、天意。 《天人三策》，是集中论述天人之际的文献，也是集中论述教化的文献。董仲舒而外，还少见这样集中论述教化的文字。欲知什么是“教化之教”，应当首先求诸于这《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的思想统治汉代数百年，此后也没有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