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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资皆大欢喜的合作屡屡发生的同时，人们对中国金融安全的担忧也开始增多 在中资银行未来发展中，外资股份的提高和国有股份的逐步退出，都是大势所趋。而影响中外资在银行体系中势力平衡的另一个关键，就是社会资本的介入。 外资入股中资银行，高潮乍现。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资银行中外方股东的名单从原先屈指可数的几个膨胀为一串，不仅包括了汇丰、花旗、渣打等国际银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有美国新桥集团等投资公司，连通用电气也通过旗下的金融公司来收购中资银行的股权。 境外投资者蜂拥而至，不仅带来了巨额资本，也带来了国际经验和人才。然而,在这种皆大欢喜的合作屡屡发生的同时，人们对中国金融安全的担忧也开始增多。 是是非非，取决于我们对外开放的速度和幅度，也取决于对内资的开放能否同步提速。 大门迅速打开 引入境外投资者，在中国金融界也许并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沪上的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就有外资股东的身影。真正让业界感到震惊的是：外资入股这种过去零星出现的新闻，突然间成为大大小小中资银行的共同选择。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在沪披露：目前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股份，已经占到中资银行总资产的15%。如果时间倒回到2004年初，不难发现，当时只有少数几家境外投资者，而且仅仅是在几家股份制小银行中持有少量股份，完全是“点缀的角色”。 更令人注目的是外资入股的广度和深度。在过去一年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相继启动股份制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机制更为灵活的股份制银行，开放更是全面提速，从其中资产规模最大的交通银行，到已经成功上市的民生银行、华夏银行，都成为外资争抢的焦点。就连还不能跨地区开展业务的城市商业银行，也是“兵家必争”。事实上，在目前中国任何一个层面的银行改制方案中，都隐约可见“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计划。 引入外资，已经成为中资银行改制中最时髦的选择。 外资动机何在 国际金融界权威、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歌德哈特，日前在沪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中国银行业吸引外资的动机不难理解，但外资银行为何要花巨资去成为中资银行中的一个小股东？ 的确，按照目前的规定，在一家中资银行中，单一境外股东的比重不能超过20%，而外资持有的股份，不能超过25%。受这一政策限制，外资很难在中资银行中拥有绝对的发言权。但是，就是这种小股东地位，已经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超过150亿元的巨额投资。 外资动机何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与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策略转移有关。在中国金融业开放之初，外资银行主要是在中国扩张网点。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3年之后，尽管外资银行还在尽可能地加速圈地，但其网点数量与中资银行依然无法同日而语———在华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总资产，目前仅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2%。人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指出，近几年外国银行认识到，在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建立自己完整的网络和客户体系是比较漫长和困难的，就开始注重于与中国的银行建立合资或战略伙伴关系；还有的银行瞄准中等规模或以下的银行，其实有些银行的运行质量和目前财务状况并不好。 当然，这股外资争购中资银行股份的高潮，也反映出一种不一定理性的投资冲动。一位外资银行高层曾表示，“这扇门关了很久，突然间开了一点缝，当然要快点进，就怕什么时候这扇门又关上了。” 更多的境外投资者，是把“宝”押在中国银行业的进一步开放上。而且，在一些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协议中，也有政策放松后外资可提高股比的条款。事实上，在现有的政策范围内，外资已经有望在一些小银行中拥有相对控股地位，比如美国新桥集团已经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 争论如影随形 外资大举介入，对中国金融业究竟是喜是忧？ 无论是监管层，还是各大中资商业银行，都在各个场合对引入境外投资者表达了明确的支持态度。引进外资的好处似乎很明显：最直接的好处当然是巨额资金的引入，直接解决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问题。刘明康日前在上海表示，引入外资，使过去连年动用国内资源为国有银行减负的做法成为历史。而间接的好处就更多，包括可以引入外资银行在风险管理、信用卡、零售银行等业务方面的成功经验。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争议的声音。外资的迅猛介入，已经引发了许多人对于中国金融体系安全性的担忧。尽管在国际上，至今并未出现因外资入股银行体系而危及一国经济安全的先例。尽管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绝大多数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但对于作为国民经济运行核心的银行业是否适宜全面开放，依然是众说纷纭。有人担心，外资如此迅猛的介入，可能会使中国失去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权，进而影响经济安全。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前天在一个论坛上指出，如果对境外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机构数量不设上限，那么不排除我国银行体系将来被外资控制的可能，从而影响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和民族金融业的发展。 呼唤国民待遇 是是非非的背后，是关于中国何时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一场博弈。 按照现有政策，外资只能在股权相当分散的几家小银行中获得相对控股的地位，从整体上说中国不可能失去对银行的控制权。目前，外资银行纷纷希望中国能在短期内放松股比限制，并最终取消这一限制。市场上也一直有传闻，这一比例将很快得到提高。 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本月2日表示，中国在加入WTO时没有在外资入股比例方面进行陈述，目前的做法仍是延续原有的规定。从这一说法看，外资持股比例的进一步提高，还有待时日。而唐双宁前天明确表示，一家战略投资者入股同质银行不能超过两家，而且从国家利益看，要保持国家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 稳步推进对外开放，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消化外资入股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除此之外，另一股力量的发展也可以起到化解这一风险的效果，即国内的社会资本。在“十一五”规划建议稿中，已经明确提出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银行业。然而不难发现，目前银行业中的社会资本依然只能依靠自身的积累缓慢扩张，在这一轮中资银行的引资浪潮中，几乎没有社会资本的身影。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本没有投资银行业的热情，长三角民间金融的活跃就是最好的证明。社会资本在收购中资银行股份中的暂时缺位，只能说明他们没有得到与境外投资者同等的机会，或者说他们的实力还难以与跨国投资者抗衡。 在中资银行未来发展中，外资股份的提高和国有股份的逐步退出，都是大势所趋。而影响中外资在银行体系中势力平衡的另一个关键，就是社会资本的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之前，中国银行业对内开放的问题，其实更为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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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资皆大欢喜的合作屡屡发生的同时，人们对中国金融安全的担忧也开始增多 在中资银行未来发展中，外资股份的提高和国有股份的逐步退出，都是大势所趋。而影响中外资在银行体系中势力平衡的另一个关键，就是社会资本的介入。 外资入股中资银行，高潮乍现。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资银行中外方股东的名单从原先屈指可数的几个膨胀为一串，不仅包括了汇丰、花旗、渣打等国际银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有美国新桥集团等投资公司，连通用电气也通过旗下的金融公司来收购中资银行的股权。 境外投资者蜂拥而至，不仅带来了巨额资本，也带来了国际经验和人才。然而,在这种皆大欢喜的合作屡屡发生的同时，人们对中国金融安全的担忧也开始增多。 是是非非，取决于我们对外开放的速度和幅度，也取决于对内资的开放能否同步提速。 大门迅速打开 引入境外投资者，在中国金融界也许并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沪上的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就有外资股东的身影。真正让业界感到震惊的是：外资入股这种过去零星出现的新闻，突然间成为大大小小中资银行的共同选择。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在沪披露：目前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股份，已经占到中资银行总资产的15%。如果时间倒回到2004年初，不难发现，当时只有少数几家境外投资者，而且仅仅是在几家股份制小银行中持有少量股份，完全是“点缀的角色”。 更令人注目的是外资入股的广度和深度。在过去一年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相继启动股份制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机制更为灵活的股份制银行，开放更是全面提速，从其中资产规模最大的交通银行，到已经成功上市的民生银行、华夏银行，都成为外资争抢的焦点。就连还不能跨地区开展业务的城市商业银行，也是“兵家必争”。事实上，在目前中国任何一个层面的银行改制方案中，都隐约可见“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计划。 引入外资，已经成为中资银行改制中最时髦的选择。 外资动机何在 国际金融界权威、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歌德哈特，日前在沪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中国银行业吸引外资的动机不难理解，但外资银行为何要花巨资去成为中资银行中的一个小股东？ 的确，按照目前的规定，在一家中资银行中，单一境外股东的比重不能超过20%，而外资持有的股份，不能超过25%。受这一政策限制，外资很难在中资银行中拥有绝对的发言权。但是，就是这种小股东地位，已经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超过150亿元的巨额投资。 外资动机何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与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策略转移有关。在中国金融业开放之初，外资银行主要是在中国扩张网点。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3年之后，尽管外资银行还在尽可能地加速圈地，但其网点数量与中资银行依然无法同日而语———在华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总资产，目前仅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2%。人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指出，近几年外国银行认识到，在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建立自己完整的网络和客户体系是比较漫长和困难的，就开始注重于与中国的银行建立合资或战略伙伴关系；还有的银行瞄准中等规模或以下的银行，其实有些银行的运行质量和目前财务状况并不好。 当然，这股外资争购中资银行股份的高潮，也反映出一种不一定理性的投资冲动。一位外资银行高层曾表示，“这扇门关了很久，突然间开了一点缝，当然要快点进，就怕什么时候这扇门又关上了。” 更多的境外投资者，是把“宝”押在中国银行业的进一步开放上。而且，在一些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协议中，也有政策放松后外资可提高股比的条款。事实上，在现有的政策范围内，外资已经有望在一些小银行中拥有相对控股地位，比如美国新桥集团已经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 争论如影随形 外资大举介入，对中国金融业究竟是喜是忧？ 无论是监管层，还是各大中资商业银行，都在各个场合对引入境外投资者表达了明确的支持态度。引进外资的好处似乎很明显：最直接的好处当然是巨额资金的引入，直接解决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问题。刘明康日前在上海表示，引入外资，使过去连年动用国内资源为国有银行减负的做法成为历史。而间接的好处就更多，包括可以引入外资银行在风险管理、信用卡、零售银行等业务方面的成功经验。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争议的声音。外资的迅猛介入，已经引发了许多人对于中国金融体系安全性的担忧。尽管在国际上，至今并未出现因外资入股银行体系而危及一国经济安全的先例。尽管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绝大多数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但对于作为国民经济运行核心的银行业是否适宜全面开放，依然是众说纷纭。有人担心，外资如此迅猛的介入，可能会使中国失去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权，进而影响经济安全。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前天在一个论坛上指出，如果对境外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机构数量不设上限，那么不排除我国银行体系将来被外资控制的可能，从而影响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和民族金融业的发展。 呼唤国民待遇 是是非非的背后，是关于中国何时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一场博弈。 按照现有政策，外资只能在股权相当分散的几家小银行中获得相对控股的地位，从整体上说中国不可能失去对银行的控制权。目前，外资银行纷纷希望中国能在短期内放松股比限制，并最终取消这一限制。市场上也一直有传闻，这一比例将很快得到提高。 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本月2日表示，中国在加入WTO时没有在外资入股比例方面进行陈述，目前的做法仍是延续原有的规定。从这一说法看，外资持股比例的进一步提高，还有待时日。而唐双宁前天明确表示，一家战略投资者入股同质银行不能超过两家，而且从国家利益看，要保持国家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 稳步推进对外开放，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消化外资入股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除此之外，另一股力量的发展也可以起到化解这一风险的效果，即国内的社会资本。在“十一五”规划建议稿中，已经明确提出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银行业。然而不难发现，目前银行业中的社会资本依然只能依靠自身的积累缓慢扩张，在这一轮中资银行的引资浪潮中，几乎没有社会资本的身影。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本没有投资银行业的热情，长三角民间金融的活跃就是最好的证明。社会资本在收购中资银行股份中的暂时缺位，只能说明他们没有得到与境外投资者同等的机会，或者说他们的实力还难以与跨国投资者抗衡。 在中资银行未来发展中，外资股份的提高和国有股份的逐步退出，都是大势所趋。而影响中外资在银行体系中势力平衡的另一个关键，就是社会资本的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之前，中国银行业对内开放的问题，其实更为急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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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入股中资银行，高潮乍现。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资银行中外方股东的名单从原先屈指可数的几个膨胀为一串，不仅包括了汇丰、花旗、渣打等国际银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有美国新桥集团等投资公司，连通用电气也通过旗下的金融公司来收购中资银行的股权。 境外投资者蜂拥而至，不仅带来了巨额资本，也带来了国际经验和人才。然而,在这种皆大欢喜的合作屡屡发生的同时，人们对中国金融安全的担忧也开始增多。 是是非非，取决于我们对外开放的速度和幅度，也取决于对内资的开放能否同步提速。 大门迅速打开 引入境外投资者，在中国金融界也许并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沪上的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就有外资股东的身影。真正让业界感到震惊的是：外资入股这种过去零星出现的新闻，突然间成为大大小小中资银行的共同选择。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在沪披露：目前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股份，已经占到中资银行总资产的15%。如果时间倒回到2004年初，不难发现，当时只有少数几家境外投资者，而且仅仅是在几家股份制小银行中持有少量股份，完全是“点缀的角色”。 更令人注目的是外资入股的广度和深度。在过去一年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相继启动股份制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机制更为灵活的股份制银行，开放更是全面提速，从其中资产规模最大的交通银行，到已经成功上市的民生银行、华夏银行，都成为外资争抢的焦点。就连还不能跨地区开展业务的城市商业银行，也是“兵家必争”。事实上，在目前中国任何一个层面的银行改制方案中，都隐约可见“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计划。 引入外资，已经成为中资银行改制中最时髦的选择。 外资动机何在 国际金融界权威、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歌德哈特，日前在沪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中国银行业吸引外资的动机不难理解，但外资银行为何要花巨资去成为中资银行中的一个小股东？ 的确，按照目前的规定，在一家中资银行中，单一境外股东的比重不能超过20%，而外资持有的股份，不能超过25%。受这一政策限制，外资很难在中资银行中拥有绝对的发言权。但是，就是这种小股东地位，已经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超过150亿元的巨额投资。 外资动机何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与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策略转移有关。在中国金融业开放之初，外资银行主要是在中国扩张网点。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3年之后，尽管外资银行还在尽可能地加速圈地，但其网点数量与中资银行依然无法同日而语———在华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总资产，目前仅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2%。人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指出，近几年外国银行认识到，在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建立自己完整的网络和客户体系是比较漫长和困难的，就开始注重于与中国的银行建立合资或战略伙伴关系；还有的银行瞄准中等规模或以下的银行，其实有些银行的运行质量和目前财务状况并不好。 当然，这股外资争购中资银行股份的高潮，也反映出一种不一定理性的投资冲动。一位外资银行高层曾表示，“这扇门关了很久，突然间开了一点缝，当然要快点进，就怕什么时候这扇门又关上了。” 更多的境外投资者，是把“宝”押在中国银行业的进一步开放上。而且，在一些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协议中，也有政策放松后外资可提高股比的条款。事实上，在现有的政策范围内，外资已经有望在一些小银行中拥有相对控股地位，比如美国新桥集团已经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 争论如影随形 外资大举介入，对中国金融业究竟是喜是忧？ 无论是监管层，还是各大中资商业银行，都在各个场合对引入境外投资者表达了明确的支持态度。引进外资的好处似乎很明显：最直接的好处当然是巨额资金的引入，直接解决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问题。刘明康日前在上海表示，引入外资，使过去连年动用国内资源为国有银行减负的做法成为历史。而间接的好处就更多，包括可以引入外资银行在风险管理、信用卡、零售银行等业务方面的成功经验。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争议的声音。外资的迅猛介入，已经引发了许多人对于中国金融体系安全性的担忧。尽管在国际上，至今并未出现因外资入股银行体系而危及一国经济安全的先例。尽管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绝大多数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但对于作为国民经济运行核心的银行业是否适宜全面开放，依然是众说纷纭。有人担心，外资如此迅猛的介入，可能会使中国失去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权，进而影响经济安全。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前天在一个论坛上指出，如果对境外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机构数量不设上限，那么不排除我国银行体系将来被外资控制的可能，从而影响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和民族金融业的发展。 呼唤国民待遇 是是非非的背后，是关于中国何时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一场博弈。 按照现有政策，外资只能在股权相当分散的几家小银行中获得相对控股的地位，从整体上说中国不可能失去对银行的控制权。目前，外资银行纷纷希望中国能在短期内放松股比限制，并最终取消这一限制。市场上也一直有传闻，这一比例将很快得到提高。 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本月2日表示，中国在加入WTO时没有在外资入股比例方面进行陈述，目前的做法仍是延续原有的规定。从这一说法看，外资持股比例的进一步提高，还有待时日。而唐双宁前天明确表示，一家战略投资者入股同质银行不能超过两家，而且从国家利益看，要保持国家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 稳步推进对外开放，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消化外资入股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除此之外，另一股力量的发展也可以起到化解这一风险的效果，即国内的社会资本。在“十一五”规划建议稿中，已经明确提出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银行业。然而不难发现，目前银行业中的社会资本依然只能依靠自身的积累缓慢扩张，在这一轮中资银行的引资浪潮中，几乎没有社会资本的身影。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本没有投资银行业的热情，长三角民间金融的活跃就是最好的证明。社会资本在收购中资银行股份中的暂时缺位，只能说明他们没有得到与境外投资者同等的机会，或者说他们的实力还难以与跨国投资者抗衡。 在中资银行未来发展中，外资股份的提高和国有股份的逐步退出，都是大势所趋。而影响中外资在银行体系中势力平衡的另一个关键，就是社会资本的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之前，中国银行业对内开放的问题，其实更为急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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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资皆大欢喜的合作屡屡发生的同时，人们对中国金融安全的担忧也开始增多 在中资银行未来发展中，外资股份的提高和国有股份的逐步退出，都是大势所趋。而影响中外资在银行体系中势力平衡的另一个关键，就是社会资本的介入。 外资入股中资银行，高潮乍现。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资银行中外方股东的名单从原先屈指可数的几个膨胀为一串，不仅包括了汇丰、花旗、渣打等国际银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有美国新桥集团等投资公司，连通用电气也通过旗下的金融公司来收购中资银行的股权。 境外投资者蜂拥而至，不仅带来了巨额资本，也带来了国际经验和人才。然而,在这种皆大欢喜的合作屡屡发生的同时，人们对中国金融安全的担忧也开始增多。 是是非非，取决于我们对外开放的速度和幅度，也取决于对内资的开放能否同步提速。 大门迅速打开 引入境外投资者，在中国金融界也许并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沪上的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就有外资股东的身影。真正让业界感到震惊的是：外资入股这种过去零星出现的新闻，突然间成为大大小小中资银行的共同选择。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在沪披露：目前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股份，已经占到中资银行总资产的15%。如果时间倒回到2004年初，不难发现，当时只有少数几家境外投资者，而且仅仅是在几家股份制小银行中持有少量股份，完全是“点缀的角色”。 更令人注目的是外资入股的广度和深度。在过去一年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相继启动股份制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机制更为灵活的股份制银行，开放更是全面提速，从其中资产规模最大的交通银行，到已经成功上市的民生银行、华夏银行，都成为外资争抢的焦点。就连还不能跨地区开展业务的城市商业银行，也是“兵家必争”。事实上，在目前中国任何一个层面的银行改制方案中，都隐约可见“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计划。 引入外资，已经成为中资银行改制中最时髦的选择。 外资动机何在 国际金融界权威、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歌德哈特，日前在沪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中国银行业吸引外资的动机不难理解，但外资银行为何要花巨资去成为中资银行中的一个小股东？ 的确，按照目前的规定，在一家中资银行中，单一境外股东的比重不能超过20%，而外资持有的股份，不能超过25%。受这一政策限制，外资很难在中资银行中拥有绝对的发言权。但是，就是这种小股东地位，已经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超过150亿元的巨额投资。 外资动机何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与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策略转移有关。在中国金融业开放之初，外资银行主要是在中国扩张网点。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3年之后，尽管外资银行还在尽可能地加速圈地，但其网点数量与中资银行依然无法同日而语———在华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总资产，目前仅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2%。人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指出，近几年外国银行认识到，在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建立自己完整的网络和客户体系是比较漫长和困难的，就开始注重于与中国的银行建立合资或战略伙伴关系；还有的银行瞄准中等规模或以下的银行，其实有些银行的运行质量和目前财务状况并不好。 当然，这股外资争购中资银行股份的高潮，也反映出一种不一定理性的投资冲动。一位外资银行高层曾表示，“这扇门关了很久，突然间开了一点缝，当然要快点进，就怕什么时候这扇门又关上了。” 更多的境外投资者，是把“宝”押在中国银行业的进一步开放上。而且，在一些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协议中，也有政策放松后外资可提高股比的条款。事实上，在现有的政策范围内，外资已经有望在一些小银行中拥有相对控股地位，比如美国新桥集团已经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 争论如影随形 外资大举介入，对中国金融业究竟是喜是忧？ 无论是监管层，还是各大中资商业银行，都在各个场合对引入境外投资者表达了明确的支持态度。引进外资的好处似乎很明显：最直接的好处当然是巨额资金的引入，直接解决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问题。刘明康日前在上海表示，引入外资，使过去连年动用国内资源为国有银行减负的做法成为历史。而间接的好处就更多，包括可以引入外资银行在风险管理、信用卡、零售银行等业务方面的成功经验。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争议的声音。外资的迅猛介入，已经引发了许多人对于中国金融体系安全性的担忧。尽管在国际上，至今并未出现因外资入股银行体系而危及一国经济安全的先例。尽管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绝大多数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但对于作为国民经济运行核心的银行业是否适宜全面开放，依然是众说纷纭。有人担心，外资如此迅猛的介入，可能会使中国失去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权，进而影响经济安全。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前天在一个论坛上指出，如果对境外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机构数量不设上限，那么不排除我国银行体系将来被外资控制的可能，从而影响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和民族金融业的发展。 呼唤国民待遇 是是非非的背后，是关于中国何时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一场博弈。 按照现有政策，外资只能在股权相当分散的几家小银行中获得相对控股的地位，从整体上说中国不可能失去对银行的控制权。目前，外资银行纷纷希望中国能在短期内放松股比限制，并最终取消这一限制。市场上也一直有传闻，这一比例将很快得到提高。 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本月2日表示，中国在加入WTO时没有在外资入股比例方面进行陈述，目前的做法仍是延续原有的规定。从这一说法看，外资持股比例的进一步提高，还有待时日。而唐双宁前天明确表示，一家战略投资者入股同质银行不能超过两家，而且从国家利益看，要保持国家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 稳步推进对外开放，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消化外资入股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除此之外，另一股力量的发展也可以起到化解这一风险的效果，即国内的社会资本。在“十一五”规划建议稿中，已经明确提出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银行业。然而不难发现，目前银行业中的社会资本依然只能依靠自身的积累缓慢扩张，在这一轮中资银行的引资浪潮中，几乎没有社会资本的身影。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本没有投资银行业的热情，长三角民间金融的活跃就是最好的证明。社会资本在收购中资银行股份中的暂时缺位，只能说明他们没有得到与境外投资者同等的机会，或者说他们的实力还难以与跨国投资者抗衡。 在中资银行未来发展中，外资股份的提高和国有股份的逐步退出，都是大势所趋。而影响中外资在银行体系中势力平衡的另一个关键，就是社会资本的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之前，中国银行业对内开放的问题，其实更为急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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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资皆大欢喜的合作屡屡发生的同时，人们对中国金融安全的担忧也开始增多 在中资银行未来发展中，外资股份的提高和国有股份的逐步退出，都是大势所趋。而影响中外资在银行体系中势力平衡的另一个关键，就是社会资本的介入。 外资入股中资银行，高潮乍现。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资银行中外方股东的名单从原先屈指可数的几个膨胀为一串，不仅包括了汇丰、花旗、渣打等国际银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有美国新桥集团等投资公司，连通用电气也通过旗下的金融公司来收购中资银行的股权。 境外投资者蜂拥而至，不仅带来了巨额资本，也带来了国际经验和人才。然而,在这种皆大欢喜的合作屡屡发生的同时，人们对中国金融安全的担忧也开始增多。 是是非非，取决于我们对外开放的速度和幅度，也取决于对内资的开放能否同步提速。 大门迅速打开 引入境外投资者，在中国金融界也许并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沪上的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就有外资股东的身影。真正让业界感到震惊的是：外资入股这种过去零星出现的新闻，突然间成为大大小小中资银行的共同选择。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在沪披露：目前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股份，已经占到中资银行总资产的15%。如果时间倒回到2004年初，不难发现，当时只有少数几家境外投资者，而且仅仅是在几家股份制小银行中持有少量股份，完全是“点缀的角色”。 更令人注目的是外资入股的广度和深度。在过去一年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相继启动股份制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机制更为灵活的股份制银行，开放更是全面提速，从其中资产规模最大的交通银行，到已经成功上市的民生银行、华夏银行，都成为外资争抢的焦点。就连还不能跨地区开展业务的城市商业银行，也是“兵家必争”。事实上，在目前中国任何一个层面的银行改制方案中，都隐约可见“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计划。 引入外资，已经成为中资银行改制中最时髦的选择。 外资动机何在 国际金融界权威、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歌德哈特，日前在沪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中国银行业吸引外资的动机不难理解，但外资银行为何要花巨资去成为中资银行中的一个小股东？ 的确，按照目前的规定，在一家中资银行中，单一境外股东的比重不能超过20%，而外资持有的股份，不能超过25%。受这一政策限制，外资很难在中资银行中拥有绝对的发言权。但是，就是这种小股东地位，已经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超过150亿元的巨额投资。 外资动机何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与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策略转移有关。在中国金融业开放之初，外资银行主要是在中国扩张网点。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3年之后，尽管外资银行还在尽可能地加速圈地，但其网点数量与中资银行依然无法同日而语———在华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总资产，目前仅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2%。人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指出，近几年外国银行认识到，在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建立自己完整的网络和客户体系是比较漫长和困难的，就开始注重于与中国的银行建立合资或战略伙伴关系；还有的银行瞄准中等规模或以下的银行，其实有些银行的运行质量和目前财务状况并不好。 当然，这股外资争购中资银行股份的高潮，也反映出一种不一定理性的投资冲动。一位外资银行高层曾表示，“这扇门关了很久，突然间开了一点缝，当然要快点进，就怕什么时候这扇门又关上了。” 更多的境外投资者，是把“宝”押在中国银行业的进一步开放上。而且，在一些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协议中，也有政策放松后外资可提高股比的条款。事实上，在现有的政策范围内，外资已经有望在一些小银行中拥有相对控股地位，比如美国新桥集团已经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 争论如影随形 外资大举介入，对中国金融业究竟是喜是忧？ 无论是监管层，还是各大中资商业银行，都在各个场合对引入境外投资者表达了明确的支持态度。引进外资的好处似乎很明显：最直接的好处当然是巨额资金的引入，直接解决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问题。刘明康日前在上海表示，引入外资，使过去连年动用国内资源为国有银行减负的做法成为历史。而间接的好处就更多，包括可以引入外资银行在风险管理、信用卡、零售银行等业务方面的成功经验。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争议的声音。外资的迅猛介入，已经引发了许多人对于中国金融体系安全性的担忧。尽管在国际上，至今并未出现因外资入股银行体系而危及一国经济安全的先例。尽管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绝大多数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但对于作为国民经济运行核心的银行业是否适宜全面开放，依然是众说纷纭。有人担心，外资如此迅猛的介入，可能会使中国失去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权，进而影响经济安全。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前天在一个论坛上指出，如果对境外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机构数量不设上限，那么不排除我国银行体系将来被外资控制的可能，从而影响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和民族金融业的发展。 呼唤国民待遇 是是非非的背后，是关于中国何时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一场博弈。 按照现有政策，外资只能在股权相当分散的几家小银行中获得相对控股的地位，从整体上说中国不可能失去对银行的控制权。目前，外资银行纷纷希望中国能在短期内放松股比限制，并最终取消这一限制。市场上也一直有传闻，这一比例将很快得到提高。 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本月2日表示，中国在加入WTO时没有在外资入股比例方面进行陈述，目前的做法仍是延续原有的规定。从这一说法看，外资持股比例的进一步提高，还有待时日。而唐双宁前天明确表示，一家战略投资者入股同质银行不能超过两家，而且从国家利益看，要保持国家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 稳步推进对外开放，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消化外资入股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除此之外，另一股力量的发展也可以起到化解这一风险的效果，即国内的社会资本。在“十一五”规划建议稿中，已经明确提出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银行业。然而不难发现，目前银行业中的社会资本依然只能依靠自身的积累缓慢扩张，在这一轮中资银行的引资浪潮中，几乎没有社会资本的身影。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本没有投资银行业的热情，长三角民间金融的活跃就是最好的证明。社会资本在收购中资银行股份中的暂时缺位，只能说明他们没有得到与境外投资者同等的机会，或者说他们的实力还难以与跨国投资者抗衡。 在中资银行未来发展中，外资股份的提高和国有股份的逐步退出，都是大势所趋。而影响中外资在银行体系中势力平衡的另一个关键，就是社会资本的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之前，中国银行业对内开放的问题，其实更为急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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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资皆大欢喜的合作屡屡发生的同时，人们对中国金融安全的担忧也开始增多 在中资银行未来发展中，外资股份的提高和国有股份的逐步退出，都是大势所趋。而影响中外资在银行体系中势力平衡的另一个关键，就是社会资本的介入。 外资入股中资银行，高潮乍现。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资银行中外方股东的名单从原先屈指可数的几个膨胀为一串，不仅包括了汇丰、花旗、渣打等国际银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有美国新桥集团等投资公司，连通用电气也通过旗下的金融公司来收购中资银行的股权。 境外投资者蜂拥而至，不仅带来了巨额资本，也带来了国际经验和人才。然而,在这种皆大欢喜的合作屡屡发生的同时，人们对中国金融安全的担忧也开始增多。 是是非非，取决于我们对外开放的速度和幅度，也取决于对内资的开放能否同步提速。 大门迅速打开 引入境外投资者，在中国金融界也许并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沪上的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就有外资股东的身影。真正让业界感到震惊的是：外资入股这种过去零星出现的新闻，突然间成为大大小小中资银行的共同选择。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在沪披露：目前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股份，已经占到中资银行总资产的15%。如果时间倒回到2004年初，不难发现，当时只有少数几家境外投资者，而且仅仅是在几家股份制小银行中持有少量股份，完全是“点缀的角色”。 更令人注目的是外资入股的广度和深度。在过去一年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相继启动股份制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机制更为灵活的股份制银行，开放更是全面提速，从其中资产规模最大的交通银行，到已经成功上市的民生银行、华夏银行，都成为外资争抢的焦点。就连还不能跨地区开展业务的城市商业银行，也是“兵家必争”。事实上，在目前中国任何一个层面的银行改制方案中，都隐约可见“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计划。 引入外资，已经成为中资银行改制中最时髦的选择。 外资动机何在 国际金融界权威、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歌德哈特，日前在沪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中国银行业吸引外资的动机不难理解，但外资银行为何要花巨资去成为中资银行中的一个小股东？ 的确，按照目前的规定，在一家中资银行中，单一境外股东的比重不能超过20%，而外资持有的股份，不能超过25%。受这一政策限制，外资很难在中资银行中拥有绝对的发言权。但是，就是这种小股东地位，已经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超过150亿元的巨额投资。 外资动机何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与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策略转移有关。在中国金融业开放之初，外资银行主要是在中国扩张网点。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3年之后，尽管外资银行还在尽可能地加速圈地，但其网点数量与中资银行依然无法同日而语———在华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总资产，目前仅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2%。人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指出，近几年外国银行认识到，在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建立自己完整的网络和客户体系是比较漫长和困难的，就开始注重于与中国的银行建立合资或战略伙伴关系；还有的银行瞄准中等规模或以下的银行，其实有些银行的运行质量和目前财务状况并不好。 当然，这股外资争购中资银行股份的高潮，也反映出一种不一定理性的投资冲动。一位外资银行高层曾表示，“这扇门关了很久，突然间开了一点缝，当然要快点进，就怕什么时候这扇门又关上了。” 更多的境外投资者，是把“宝”押在中国银行业的进一步开放上。而且，在一些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协议中，也有政策放松后外资可提高股比的条款。事实上，在现有的政策范围内，外资已经有望在一些小银行中拥有相对控股地位，比如美国新桥集团已经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 争论如影随形 外资大举介入，对中国金融业究竟是喜是忧？ 无论是监管层，还是各大中资商业银行，都在各个场合对引入境外投资者表达了明确的支持态度。引进外资的好处似乎很明显：最直接的好处当然是巨额资金的引入，直接解决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问题。刘明康日前在上海表示，引入外资，使过去连年动用国内资源为国有银行减负的做法成为历史。而间接的好处就更多，包括可以引入外资银行在风险管理、信用卡、零售银行等业务方面的成功经验。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争议的声音。外资的迅猛介入，已经引发了许多人对于中国金融体系安全性的担忧。尽管在国际上，至今并未出现因外资入股银行体系而危及一国经济安全的先例。尽管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绝大多数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但对于作为国民经济运行核心的银行业是否适宜全面开放，依然是众说纷纭。有人担心，外资如此迅猛的介入，可能会使中国失去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权，进而影响经济安全。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前天在一个论坛上指出，如果对境外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机构数量不设上限，那么不排除我国银行体系将来被外资控制的可能，从而影响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和民族金融业的发展。 呼唤国民待遇 是是非非的背后，是关于中国何时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一场博弈。 按照现有政策，外资只能在股权相当分散的几家小银行中获得相对控股的地位，从整体上说中国不可能失去对银行的控制权。目前，外资银行纷纷希望中国能在短期内放松股比限制，并最终取消这一限制。市场上也一直有传闻，这一比例将很快得到提高。 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本月2日表示，中国在加入WTO时没有在外资入股比例方面进行陈述，目前的做法仍是延续原有的规定。从这一说法看，外资持股比例的进一步提高，还有待时日。而唐双宁前天明确表示，一家战略投资者入股同质银行不能超过两家，而且从国家利益看，要保持国家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 稳步推进对外开放，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消化外资入股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除此之外，另一股力量的发展也可以起到化解这一风险的效果，即国内的社会资本。在“十一五”规划建议稿中，已经明确提出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银行业。然而不难发现，目前银行业中的社会资本依然只能依靠自身的积累缓慢扩张，在这一轮中资银行的引资浪潮中，几乎没有社会资本的身影。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本没有投资银行业的热情，长三角民间金融的活跃就是最好的证明。社会资本在收购中资银行股份中的暂时缺位，只能说明他们没有得到与境外投资者同等的机会，或者说他们的实力还难以与跨国投资者抗衡。 在中资银行未来发展中，外资股份的提高和国有股份的逐步退出，都是大势所趋。而影响中外资在银行体系中势力平衡的另一个关键，就是社会资本的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之前，中国银行业对内开放的问题，其实更为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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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06年12月份就要全面放开金融业的限制，要全面履行WTO协议中的承诺，全面放开，外资银行之间存在哪些问题呢？外资银行在业务竞争方面占有优势，由于它的后台技术、资源、数据、指挥系统、决策系统是综合经营的。比方说汇丰银行在国内有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但是通过一些数据在背后是一家银行，它的竞争力比单一银行的竞争力肯定要高。所以应该分析、研究和探讨后WTO过渡期，包括完全放开金融限制之后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这里面也就是我说的第一点，要提升中资银行竞争力的需要。 第三点，综合经营也是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潮流。一个是美国，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是综合（混业）经营，30年代以后一直到99年实行了分业经营，99年实行《金融现代化服务法》，重新综合经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在世界大银行排名中美国银行又重新回到了鼎盛时期，竞争力增长了。也可以看到英国、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进改革，日本是96年，英国大概是98年，他们都实现了综合经营制度。可以看到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潮流也是综合经营，因为随着发展，我们不可能脱离国际金融的环境。 第四点，综合经营体制有哪些优势？简单列了一下，有三个优势，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有很多文章在分析。综合经营至少具有节约交易成本、分散金融风险、获得协同优势的作用。由于今天来的都是来自于金融系统的人员，有很多是金融专家，我就不一一讲了。第二点，综合经营能够更大程度上容纳金融创新、满足金融需求。第三点，综合经营还对未来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一个是从商业银行经营方面来谈，一方面是从金融创新方面来谈，第三是从未来发展方面谈，可以说都促使我们要实现综合经营。 第一个方面的第五小点，实际上我们国家也已经出现了一些综合经营的萌芽，比方说最近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还有保险的很多业务，投资保险等等。实际上都是一些综合经营的萌芽，也就是说想人为地把金融业的分业经营分开是分不过来的，金融市场永远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要适应这种形式来探讨。 第二个方面我想就一些定义、概念进行一些回顾，也就是国际上的一些做法。谈三点，第一点综合经营的概念和含义，综合经营又称混业经营，是指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可以跨业经营的金融制度，与之相适应的就是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分业经营的制度。为什么我没有说混业经营这个概念了？这个概念不好听，我觉得综合经营恐怕更能够说明这个词。在用词方面还是应当有所讲究的。综合经营和分业经营实际上是各有利弊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上述的两种制度在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它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各有利弊。比较典型的是以德国为主，包括西欧的一些国家为典型的全能银行制度，一个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控股公司为主的一种制度。可以反思一下，1993年之前甚至是1995年之前我们国家实行的也是综合经营的制度，但是出了很多问题，最后不得不实行分业监管的制度。而在其他国家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想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美国上世纪出现大危机之后股票崩盘，大危机之后他们也不得不实行分业经营的制度。现在可以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业的发展，包括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改变，我们发现现在主要国家的金融业实行的也是综合经营的制度。第三点是国外综合经营的主要形式是哪些。目前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以德国、瑞士等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全能银行，另一种是以美英日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这两种类型组织形式的综合经营各有特点，又各不相同。前者又称之为全能银行形式，后者又称之为金融控股公司形式，区别在于法人体制的不一样。前一种全能银行形式，一个部门出现问题，其他都要负责人，银行是大而全，专业化程度并不是很明显。金融控股公司一般是控股公司作为一个集团，下面有二级法人（独立核算的法人）比如像花旗银行，有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有保险等等，法人与集团内部是不一样的，业务做的不一样。第二在集团层次是统一的法人，而在集团内部又表现为不同的以条件为主的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