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电视节目，发现龙永图先生的讲座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很想收集龙永图先生关于经济方面的讲座，但是徒劳无功，请问各位姐妹哪里可以找到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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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也太详细的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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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宣国际传播(集团)有限公司、泛华(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的“2005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KSG)中国论坛”将于6月24日在北京举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Dean David Ellwood将专程来华并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以下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校友会顾问委员会成员背景介绍： 龙永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中国入世 谈判首席专家。 1943年5月生，湖南长沙人。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外语系，1973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78年到1980年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外交官，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任职。1986年奉调回国，先后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经贸部国际联络司司长。1993年调入外经贸部工作，2002年-2003年初担任外经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2003年 1月至今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自1992年开始，龙永图介入中国复关谈判。1997年2月被任命为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负责贸易谈判及多边经济与法律事务，是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2001年11月，中国终于成功地加入了世贸组织。龙永图这位中国入世的功臣，以他的自信、果敢、从容与睿智，赢得了世界的尊敬。2003年初，龙永图辞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的职务，出任非官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致力于让博鳌论坛成为最活跃的国际经济论坛，成为全球研究亚洲问题最权威的智囊机构和高层次的对话平台。2003年底，龙永图被评为央视2003年度经济人物。 清华EMBA开展海南移动校园活动 元月2日至5日,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清华EMBA02－C、D、E班160名学生齐聚海南，开展了为期四天的移动校园活动。元月1日晚，海南省政府设宴欢迎清华EMBA师生，副省长林方略出席了晚宴，代表省政府致欢迎辞，并向EMBA学生介绍近年海南经济的发展状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陈章武、清华EMBA学生代表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康日新分别致辞。移动校园活动中，为期四天的《商法》课程由国内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和沈四宝教授共同讲授国内商法和国际商法。73高龄的江平教授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前任校长，现为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会长。作为中国法律界泰斗，江教授利用两天时间讲授了国内商法部分，他从经济学家的法律层面对民商法、公司法等国内商法做了精辟的分析讲解，援引大量生动案例，用深入浅出的语言阐述了专业性很强的法律知识。身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沈四宝教授，在国际商法领域颇有造诣，并有着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主要讲述了国际商法及两大法系、国际商务仲裁、国际直接投资及外商投资企业法、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等内容。这种以案例为主、国内国际相结合共同打造《商法》课程的教学方式，让清华EMBA不仅掌握了国内法律的规则，也加深了对国际法律的了解，为今后实际工作中企业的全面法制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次移动校园还开展了“走进海南”系列活动，清华EMBA学子充分利用几天的时间，深入了解当地的经济投资环境与文化，为今后进一步拓展在全国的业务范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月2日上午，大家共同参观了博鳌亚洲论坛会址，感受了博鳌亚洲论坛的深远意义。1月3日下午，中国加入WTO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会议秘书长、原商务部副部长龙永图先生为清华EMBA学子做了《中国对外开放与中国入世谈判回顾》的讲座。讲座中，龙先生生动讲述了中国加入WTO的主要历程，详细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与企业全球化经营的重大意义。1月4日下午，清华EMBA项目举行了《现代管理与中国文化》论坛，海南航空集团公司董事长陈峰先生作为特邀嘉宾，与清华EMBA分享了他的传奇经历，并共同探讨如何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效运用到企业中来。这次为期四天的海南移动校园活动是继去年8月02－A、B班湖南张家界首次移动校园之后，EMBA学子第二次走出清华，走出北京，将课堂设在外地进行教学，并与当地的经济文化紧密结合。此次活动得到了海南对外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02－C班学生周晨同学及相关企业的大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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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我是这样一个“洋务派” 时势造英雄，是时势把我推到前面去了。国家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舞台，这是历史的机遇，我抓往了这个机遇。 离开了政府就算退休，是一种过时的理念。我去博鳌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平台，让全球了解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 世贸组织被比作经济联合国，实际上，在一般情况下，它对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影响，远比联合国对一个正常国家的政治影响大。改革开放的中国，徘徊在世贸组织之外，对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也跟一个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一度，加入世贸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心结，一个中心话题，举国争说，媒体天天有这方面的新闻。前方的谈判桌上的每一丝动静，都牵扯着国人的心。经过十余年艰苦的努力，经过难以细数的周折，“黑发人都谈成了白发人”，3年前的12月11日，入世终于成为了现实。 龙永图，作为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众望所归，受到国人英雄般的欢迎，也受到媒体明星般的待遇。功成名就之后，他退出外经贸部副部长职务，出任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这同样是一个出镜率高的角色。 三年时间悄然而过，根据中国的入世承诺，实现全面开放的时间正在到来。而在此期间，中国商品在国际上频繁遭遇反倾销的不利地位，在媒体上又出现了某些入世承诺“过度让步”议论。入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从政府行为到经济运作。12月11日，中国入世协议生效三周年的日子，也是龙永图接受本刊采访的第二天，新华社消息认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3年，出现了“5大变化面临8个问题”，概括了三年来的正面成效和正在面临的挑战。 此间，龙永图几乎每天都在媒体上出现，他穿梭各地演讲，高屋建瓴地解读正在发生的现实和展望未来的走向。他的行程非常紧张，抽不出完整的时间，经过几天的预约，终于在12月10日上午，在他刚完成一个演讲后，于广州东方宾馆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采访。 而当天下午，龙秘书长还要在深圳演讲。对于一个人物报道来说，这点采访时间似乎比较勉强。采访结束的时候，龙永图说，接下来再沟通，“我可以补充很多细节”，可是，由于截稿时间的关系，这个想法后来也没法兑现了。 但是，龙永图很会跟媒体打交道，应该说，在穿西服打领带的新一代部级干部中，龙永图可能是在非政治场合与媒体打交道最多的人。一方面，他有他固守的东西，不随媒体的预设调动，另一方面，他也很容易抓住问题的要领，让人感到他激情而快速的思维，也令人联想到被媒体广为报道的那些他在国际商业谈判中的凌厉风格。 对于龙永图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他在人生峰巅时期完成的事业，正在改变中国的现实。面对采访，他感慨系之地回溯了他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洋务派”的出生环境和精神血脉，也澄清了目前媒体上莫衷一是的言论。 “国家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舞台” 人物周刊：中国加入世贸三周年（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入世文件）了，你是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今天，你已经以另外的身份在工作了，你认为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做了什么？你怎样评价你的工作？ 龙永图：时势造英雄，是时势把我推到前面去了。国家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舞台，这是历史的机遇，我抓往了这个机遇。 但是，历史已经过去了，不能老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来说当年的事情，往前看嘛，入世三年，既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新的历史的开始。 人物周刊：近来，面对有人批评中国在“入世”承诺中对反倾销条款做了过度让步，你的回答是“不”，你说“任何事情都要从大局出发，在这方面，我和我的谈判团队没有任何遗憾”。你还说“如果某些反倾销条款的让步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个人愿意为贸易付出的代价承担任何责任”， 但“中央的决定完全正确” 。媒体上有文章批评说，“你负得了这个责吗？”，问题是，对于入世谈判这样一个复杂的工程来说，事后看起来有个别遗憾，或者当时看不明白的地方，不是可以理解的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大包大揽”？ 龙永图：那是一时的表达上的问题吧。我觉得不能断章取义嘛，当时的语境是，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一个记者插问，对入世三年有什么评价，我就简单地讲，入世三年，证明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记者马上又问，那几条不利条款，也是正确的吗？我不能讲那三个条款中央的决策是错误的，我只能这样讲，如果有什么后果的话，只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我说应该看上下文，记者的报道应该全面，不能抓住后面几句话。实际上像这样大的事情，确实不能也不需要一个人来承担。但是，在当时的上下文中，我刚刚说完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他提到不利条款，我不能讲中央的决策是错误的。 人物周刊：问题是，“不利”也不见得不正确，是吗？ 龙永图：那是一种着眼长远、利弊权衡的结果。 人物周刊：有一篇报道你的谈判风格的文章，从行文看来是出自第一手的采访，文中往往把对手描绘得很不堪，在那一篇报道中，至少说到你三次愤然离席而去，还有几次落泪，还有“把老美赶出会谈室”，叫他“学会了尊重与礼貌再来”的描写——好像你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在差不多的时间，又有一篇报道却是这样写的：“龙永图自称在谈判桌上是属于那种‘比较心平气和的人’”。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龙部长，或者两种情况是怎样统一在你身上的？ 龙永图：中国入世的谈判这么长，没有哪一个国家有我们的谈判这么艰难。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认识也是不断进步的，例如后来放弃了单纯的保护越多越好的想法，同时，我们的制度环境也在不断进步。 谈判本身就是妥协的艺术，急是急不来的。关键在于坚持自己的大原则，守住自己的底线。总体上来说，我是一个理性的、争取双赢的人，但一个人总是有血有肉的，有他感性的一面，我觉得这两个是统一的。说到谈判代表，各为其主吧，美国人当然是站在美国人的利益立场，但美国那么大，谈判时间那么长，各人有各人的性格，有人比较粗鲁，有人比较庄重。 人物周刊：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什么组织？如何成立的？ 龙永图：博鳌亚洲论坛是亚洲的一些前领导人发起一个组织，是亚洲的一些领导人和企业家对话的一个高层平台，是促进亚洲经济合作的一个组织。对于中国更好参与亚洲经济的一体化的进程、对于亚洲各国更好地了解中国，是很重要的。 人物周刊：您为什么要辞去外经贸部副部长这个职务，转而主持亚洲博鳌论坛呢？ 龙永图：说是辞去，这是对外讲的，实际上是组织上决定我去了。因为亚洲论坛设在中国，它的秘书长需要一个中国人去担任，所以当时推荐我去。应该说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延续吧。 能说我不当部长而当秘书长就算退休了？不是的，这还是一种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好像一个做官的人不做官了就是退休。比如在美国，一个四十多岁的部长，他不当部长去了一个大的公司当董事长，几年以后，他又回到政府当部长了，你说这叫退休吗？不叫退休。离开了政府就算退休，是一种过时的理念。不能说在政府干就叫工作，到了民间团体，就叫退休。什么叫退休？退休就是在家里什么都不干了。 所以我想开辟一条新的渠道来反映民众的声音，从而升华为政治决策。在多样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听取各方面意见，让民众参与管理，监督政府更清廉更有效率，这是我想做的一些探索，我去博鳌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平台，让世界听到亚洲的声音，让全球了解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 人物周刊：你用多少精力担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院长职务？ 龙永图：也没有用很多时间。我不是经常去讲课，但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我都要去。 作为一个国际高层论坛，需要产生很多重要的思想，重要的观点，需要有很大的智力支持，而复旦国际关系学院在全国是一个很好的学院，它的美国中心和亚洲中心都是很好的。另外，我也经常参加一些国际会议，我也会把国际上的新思想带到学校去。所以，他们请我去，是一个双赢的事情。 人物周刊 ：你现在的待遇怎么样？即便保持部长待遇，部长的收入也很低呀，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有工资吗？ 龙永图：当然还是副部长待遇。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国际组织嘛，它的秘书长是有工资的。 人物周刊：有没有打算写一本自传，或者写一本有关中国入世谈判的历史书？ 龙永图：哦，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我的血脉扎根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1965年，从贵州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的龙永图，怀抱理想来到北京。贵州乃偏僻之地，龙永图自述，他在北京第一次喝汽水，觉得味道像吃药，考虑到是一毛钱买来的，又不忍丢弃。单位给办的公车月票，他以为只能乘坐上班的一条路线，到别的地方去曾经走过一个多小时路也不去坐车。 然而就是他，后来成为中国最早搞懂国际贸易规则的人之一，成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功臣，成为中国最大的“洋务派”。 英文是做“洋务”的基础，龙永图说，由于长期用英文思考，一些同事评价他在演讲和谈判的时候，“英文比中文好”。龙永图说，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文学，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当时很想做一个作家，考上的是贵州大学中文系。但是，英文系很少人报名，学生不够，英文系的一个老师是他中学的老师，他知道龙永图的英文很好，劝他转系。说你不是喜欢文学吗，学了英文以后就可以直接读莎士比亚，读狄更斯了——应该说，英文改变我的人生。 英文第二次改变龙永图的人生，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当时，他已经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过学，又在美国工作过多年。有人找到他，说一位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官员，地方口音很重，很多人听不懂，但这个谈判很重要，一定要翻译好。龙永图“翻译好”了，成为他进入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经贸部的一个因素。 当然，英文只是做“洋务”的一个技术条件，最根本的一条则是爱国。龙永图说，有人说我是中国最大的“洋务派”，当然，这多半是善意的玩笑。但是，一个“搞洋务”的人怎样捍卫国家利益，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拿我个人来说，我的一切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下面是龙永图自述他的“血脉”。 “我是湖南长沙郊区出生的。当时兵荒马乱，长沙经常被日本飞机轰炸，我们一家从长沙市迁到郊区一个亲戚家里面，我后来就在那里出生。 前一个月我去了我的出生地，这是为了却我父亲的遗愿。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了。从我的小学到大学，特别是后来我事业比较成功的时候，我父亲总是跟我讲，你一定要到你的出生地方，找到那些有恩于你的人。 我出生的时候是难产，我妈妈生了四十多个小时生不下来，当时觉得没有希望了，村庄里一个农民找到我家里，她说她给自己家里面的人接过生，我们没有办法了，只好让她来，我的妈妈和爸爸告诉我，她用的办法就是用脚在母亲的背上踹，最后总算救了我们母子的命。另外，难产后的妈妈没有奶水，刚好这个接生的乡亲的嫂子，正在哺乳，她就给我喂奶，成了我的奶娘。 我的父亲说，我的奶娘和给我接生的人，是我一生中的两个恩人，叫我一定要找到她们。在父亲的晚年，我的工作非常忙，经常出国，父亲说了很多次，我一直没有时间回去，父亲去世之前说，我给你说了那么多次，你都没有回去，父亲对此很不满意。 这件事情也一直搁在我心里。我上一个月回去了，在入世三周年的前夕，我才回去还父亲这个愿。 回到我出生的那个村庄，给我奶吃的老太太还在，身体还健康，我进屋去见她的时候，她正在烤红薯吃，见了我，啊她那个高兴。我们从来讲，是人民的乳汁养大的，这话对我不是个比喻，实在是这样的。给我接生的恩人已经去世了，我见到她的孩子们，也像亲人一样。 我还了这个愿。我的一生中，有这么多恩人。受人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是我做人的原则。 所以，像我这样一个‘搞洋务’的人，从生命一开始，就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对我最有恩的人，就是中国最基层的人，我这个搞洋务的，血液里流的是最基层中国人民的血。” 龙永图，1943年5月生，湖南长沙人。1973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78年到1980年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外交官。1986年奉调回国。 自1992年开始，龙永图介入中国复关谈判。1997年2月被任命为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负责中国的复关及入世谈判。 2003年初，龙永图辞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的职务，出任非官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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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战略机遇期和中国的对外开放 本世纪初二十年，中国面临了二十年的发展机遇期这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当然形成中国所面临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有很多内部外部的因素，也有很多主客观的因素，内涵应该说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我觉得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带来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抓住这个机遇，我认为我们中国抓住了这个机遇，因为中国正在坚定不移地实行一个改革开放的政策，那么这两个东西相结合，也就形成了我们中国面临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也就使得我们中国能够在一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大的舞台上，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大的舞台上，实现我们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实现我们中国经济大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这两个问题。 从过去五年，也就是本世纪初的五年，也就正好是我们中国十五计划这五年，正是因为我们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前提之下，坚定不移地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所以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那么在这样一个五年当中，可能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可以说是过去五年当中，中国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而采取的一个最重要的对外开放的一个战略措施，这个战略措施的实行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关于汽车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我们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中国的外贸从2001年的5000亿美元一下跃入去年的1。1万亿美元，我们中国在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是第六个世界贸易强国，现在已经是第三个世界贸易强国，一年一个台阶，我们过去也是吸入了1700多亿（美元）的外资，所以应该说取得的成绩确实是比较令人注目的，印象深刻的。我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义更重大的就是在我们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这样一个大的阶段里面，到底中国用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这种形象对于我们中国今后四五年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做了两个基本的承诺，一个就是遵守以世贸组织的法律框架为基础的国际规则，也就是遵守国际规则，一个就是我们要继续地逐步地开放中国的市场，所以总结起来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做了两个基本承诺，一个是遵守规则一个是开放市场，当一个国家对于国际社会庄严的承诺遵守国际规则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对于全世界来讲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因为对世界很多人来讲，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如果这个国家是承诺遵守国际规则的，这个国家就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它就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什么威胁，从经济上来讲，如果一个国家对世界上承诺了它不断开放自己的市场，那么这个国家不管经济多么发达，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对全世界的贡献就越大，也不会对世界构成什么威胁，所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中，对国际社会做出的这两个基本承诺，遵守规则和开放市场的承诺，在为中国树立一个开放的负责人的大国形象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快，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发展那么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从对内来讲，我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应该说是我们对外开放一个很重要的举措，也就是大家所讲的以开放促改革，比如说我们这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对世界贸易组织做出了关于让我们整个经济和贸易体制透明度增加的这样一个承诺，透明度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过去我们那么多年，我们中国政府签订了2300多个法律法规，如果包括地方的法规的话我们差不多去年签订了19万个地方法律法规，这样使得我们整个法律体制变得比较透明，这点对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和贸易环境应该说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也为我们中国也建立一个稳定的透明的可预见性的法律体制，这是我们中国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比如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国民待遇，所谓国民待遇就是说一个国家在对待外国公司的时候和对待本国的企业，应该采取同样的待遇，由于我们引进了国民待遇的原则，在国内引起了一场很深刻的辩论，如果我们要对外资企业给予国民待遇，给予同等的待遇，那么首先我们必须在国内给予我们所有的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同样的待遇，大家知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民营企业在很多方面，比如像贷款，取得土地，还有一些敏感领域里面市场准入，都有不同程度的歧视，由于我们引起了国民待遇的原则，而且人们理直气壮地去说如果我们要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的话，我们首先要对我们国内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实行平等待遇，这就使得我们在中国能够形成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这样对我们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而像透明度，国民待遇这样一些原则是我们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当中从外国引进的，而引进了这些原则有力地促进了我们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法律体制的建设，所以我们中国这几年取得那么多成就，我认为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确实有非常深刻的关系 说明我们中国政府当时加入贸易组织的时候，就是为了利用这样一件事情，来使我们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好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给我们中国带来的机遇，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不仅仅是几个数字，而是对我们中国的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对我们中国的整个对外形象都产生了重大的深刻的积极的影响。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他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应该说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应该更好，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这么多的针对中国的反倾销，中国和国外出现这么多的贸易摩擦，是不是全世界都在围堵中国的出口产品，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当然提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刻认识整个进程背后的基本事实，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会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贸易摩擦，我认为首先一点，就是因为中国的贸易量做大了，你的贸易做的越多，你的贸易伙伴越多越容易发生摩擦，我在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曾经举一个例子，世界贸易组织就像一个大菜市场，中国只不过是担着两担青菜进场的很小的不起眼的卖主，那随着我们中国的经济贸易发展我们中国会逐渐成为这样一个大菜场里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中国现在确实成为这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说在大菜市场里面我们中国已成为了第三大买主，也是第三大卖主，这个地位就不一样了，由于我们这个地位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和其他一些买家卖家，特别是一些大的买家卖家必然会有一些贸易摩擦，必然会有一些争论，再加上工商局税务局眼睛都盯着你，所以贸易摩擦多一些，这也很自然，这是中国的贸易量不断增加的结果。 还有中国这几年经济的发展使得我们很多的产品具有相当大的竞争能力，比如我们的纺织品，我们的家电，我们的鞋有很强的国际竞争能力，当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到了全球领先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些产品的出口必然成为众矢之的，按照我们纺织品的出口竞争力来讲，我可以举个例子，现在日本70％的纺织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因为日本没有实行纺织品进口配额制度，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我们中国纺织品的竞争能力可以占领全世界70％的市场，当一个产品，当一个国家的产品能够有能力打遍全世界，占领全世界70％的市场，（出图表）那么全世界对这个国家出口的这个产品采取某种贸易的措施，我认为是必然的现象。所以大家理解这也反映了我们中国在某些产品方面，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全球第一流的竞争能力，树大招风，招来那么多风，那么多摩擦。 那么对于出现这样频繁的贸易摩擦我们怎么办，我认为还是以前我们两句老话，一个是从战略上藐视它，因为虽然我们中国不断遭受国外的反倾销和贸易摩擦，毕竟遭受反倾销的数量占我们整个出口数量还是很小的一部分，比如2003年我们中国出口的整个出口的产品当中遭受反倾销的也不过只占0。3％，去年也就是0。5％，这就说明从绝对数量上来讲我们中国所遭受反倾销的数量比较大的，但是占我们整个出口的比例还是很小的，可以说不构成我们中国出口产品的主流，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我们在国外遭到反倾销，不是我们中国对外出口的主流是什么？我们对外出口的主流是什么，就是我们每年以20％，30％，35％这样的速度递增，这是我们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流，（出图表）所以我们觉得在战略上要藐视它，不要把它这个事情看得好像是不得了，中国简直遭到全球的围堵，我们对外贸易的形势出现了很糟糕这样一个局面，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惊惶失措，甚至对整个形势出现一种误判的结果，这对我们整个更好地搞好出口是不利的，所以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一直在讲，对于反倾销的问题、对于贸易摩擦的问题我们要采取平常心对待，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理由，这样我们才会比较冷静地面对这样一些新的形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它。 但是在战术上我们确实要重视它，虽然我们遭受反倾销的数量就几十亿美元，但是对于出口这些产品的企业来讲，比如打火机也好，比如纺织品也好，比如鞋也好，这个企业遭受的反倾销如果我们不在反倾销这个抗争当中得胜就意味着这个企业要退出市场，退出国际市场，或者意味着这个企业要面临破产，对于这些遭受反倾销的企业来讲，就是百分之百灭顶之灾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当然对于他们来讲，对于这些企业来讲，国家一定要支持他们，行业协会一定要支持他们，争取抗争，争取应诉方面的胜利，因为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我就觉得在应对反倾销的问题上要从战略上藐视它但从战术上重视它，不要说因为它只占我们整个对外出口的不到1％，我们就不重视了，这是不对的，这对我们整个的遭受反倾销的企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如果我们中国不认真对待这些反倾销，可能反倾销会越来越多，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就要比较辩证地认识这个问题，就是要从战略上藐视这样的事情，但是战术上要重视这样一些事情。 总之来讲，对反倾销的问题，贸易摩擦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两句话，就是两手都要硬，怎么叫硬呢，对外交涉我们要硬，对有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实行百分之百贸易保护的措施，严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我们当然要在国际舞台上，特别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里边和它进行斗争，这手要硬，但是我们认为另一方面我们对内，我们怎样消除内部的恶性竞争，避免贸易摩擦的产生，这手也必须要硬，我曾经到一个省里面进行调查，过去有些企业，出口到欧美市场的袜子，它们在美国可以卖到四个美元一打，在日本可以卖到六个美元一打，但是由于我们生产袜子的工厂企业太多了，所以相互杀价，恶性竞争，最后把全球袜子的价格搞到99个每分，不到一个美元，这个对于那些买袜子的国家来讲当时不可以接受的，对他们来讲这个价值简直太过分了，对于我们自己生产袜子的企业来讲，我们确实是做赔本的买卖，（出图片+说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反倾销的问题上，我们对内怎么样进一步的整顿好这个市场的秩序，杜绝这种或者是减少这种恶性竞争的局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几年吸引外资越来越多了，与此同时，我们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有些同志就问，我们的外汇储备那么多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招商引资，引进外资，我们引进外资是不是太多了。首先我觉得从数字上来讲，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特别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吸引的外资并不算多，商务部有一个材料，我们中国吸引的外资，只不过占我们去年GDP的3。8％，应该说这个比例还是很低的，从人均吸引外资的数量来讲，发达国家差不多是500美元，每一个人，每年，发展中国家也是100多美元，107美元，我们中国去年平均才引进了41美元，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一半，所以整体上来说我们吸引的外资并不是很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要有清醒地认识。 另外有些同志提出来我们现在吸引的外资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项目，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卖苦力，我们基本上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所以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人讲得比较绝对了，说是不是吃亏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对待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还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就是说要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现在的基本国情，就是特别是对于年轻同志来讲我们一定要了解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什么叫基本国情，中国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脱贫，我觉得我们要时刻牢记中国的基本国情，不能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下就冲昏了头，忘乎所以，所以就开始抱怨我们为什么要处在产业链的低端，我们必须走到中端，必须走到高端，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我们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中国这几年吸引外资我认为最大的成果不是得到几千亿美元，我认为最大的成果是解决了几千万人的就业问题。 这是具有非常深刻意义的，我们要牢记我们还是一个穷国，我们所有的政策目标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业，大家都知道国际上一般来讲，一个政府最大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就是就业，一个是增加税收，可以说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我前几年到马来西亚去的时候，当时也是去参加马来西亚的一次招商会，在座有很多的外国企业，当时马哈蒂尔前首相发表演讲，他说我们马来西亚就两个重要的政策目标，一个是就业一个是税收，他说如果这两个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税收而选择就业，马哈蒂尔就是这样的认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看清这样一种，所以我们中国吸引外资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就业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一段时间里面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因为我们最大的相对优势是我们有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中国的相对优势，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中国这个相对的优势，那我们就忘记了中国的国情，就忘记了我们在整个国际分工当中应该处的地位，当然并不是说我们要中国永远处于产业链的这个阶段，我经常讲我们不可能永远长期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必须逐步会从产业链的低端走向中端走向高端，但是我们现在可能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本上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就业的问题。不要忘记这一点，所以这是一个优先次序的判断问题。 但是我讲我们不能容忍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我们不能容忍生产一件衬衫中国拿10％的加工费，30％的利润给品牌的所有者拿去了，40％的利润给零售商批发商拿去了，我们只拿了10％的加工费，（出图表）这点是很不公平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使这个情况已经延续了二十年，从我们改革开放开始，现在我们觉得应该开始改变这种局面，特别在我们一些有竞争能力的一些行业必须改变这个局面，要逐步的使我们从产业链的低端走向中端和高端，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志气，如果我们永远长期处于低端的话，就是我们无所作为， 就像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我们2008年奥运会的金牌，我们肯定都在讲，我们在某些项目上，比如羽毛球，乒乓球，跳水，我们要力保世界冠军，这些地方我们就要创造世界的品牌，我们有条件，在有些行业里面比如田径整体上我们不行，但是在刘翔的110米跨栏，在一些中长跑项目上有可能继续拿金牌，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项目里面我们是暂时没有优势，没有一个中国人说2008年一定要把足球金牌拿下来，人家觉得你这是讲胡话嘛，瞎吹牛，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永远不想拿这个足球金牌，所以我们派很多人去国外打球，派一些小孩去巴西练球，就是为了今后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能够拿到亚洲的金牌，世界的金牌，所以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就要有一个具体问题上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上的口号是有的，但是要扎扎实实做很多的工作，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中国能不能做到，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比较有效，因为我们不可能浪费太多的资源，不可能耽误太多的时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期，所以对这个外贸的问题也好，对外资的问题也好，都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来出发，来使得我们中国能紧紧抓住这样一个战争机遇期，中央提出对战略机遇期有八个字，一个是紧紧抓住，一个是确实用好，紧紧抓住就是我们不要因为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不足，瞎争论，浪费很多的时间，让我们丢掉宝贵的战略机遇期，比如对外贸的问题对于贸易摩擦的问题，不要大家觉得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很困难的局面，全世界围堵中国，从而对我们整个的对外贸易形势产生误判，然后政治化，情绪化，把我们整个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搞得很紧张，这才会误了我们的大事，比如外资，我们处于战略的低端，产业链低端，我们不能容忍了，我们不搞什么加工贸易了，中国再也不要生产衬衫了，再也不要搞鞋袜了，我们要搞高技术的，如果我们让这样一些想法占了上风，那么现在全球产业向中国的大转移，也就是说全球向中国的大投资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可能会中断也可能会放缓，因为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主要是看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都比较稳定，再加上中国的劳动力具有全球的竞争能力，而且在今后二十年还会有竞争能力，那将来中国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所以才形成全球的外资向中国涌来，使我们中国能够利用全球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发展自己。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自乱阵脚对一些无谓的问题进行争论，或者在对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上发生动摇，那么我们可能会丧失这个机遇期，所以我们要紧紧抓好这个战略机遇期，而且要把它切实用好，切实用好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分析好我们中国的国情，不要搞一刀切，这样子我们能够把这个机遇期很好的用好，我们中国现在少部分人当中有一种浮躁的情绪，认为中国发展得很好很快，所以我们就想急于求成，有些人又想搞大跃进，当然这还是少数的，这些东西对我们是最有害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对我们中国的发展要有一种紧迫感，要有一种危机感，要知道我们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我们在人均国民收入当中排一百名以后，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在北京、在上海、在广东确实看到了非常繁荣的情况，但是我们如果走到西部地区去，说老实话有时候我到了我们老家，到一些农民家里面，我自己内心是在流泪的，这是中国的基本情况，如果我们不解决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一个世界经济强国如果有那么大的贫富悬殊的话他叫什么世界经济强国，也不可能认可你这样一个经济强国，所以我们人均GDP才一千多美元我们有什么骄傲的地方，我觉得还是要沉下心来，所以我讲话有时候大家都觉得你是不是有时讲的太悲观了一点，我觉得我们越是在成功的时候越要强调我们的紧迫感危机感，越要强调我们还有那么多穷人，这点我就觉得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能够真正洞察中国国情的人必须做到的。台下观众纷纷向龙永图抛出问题，中国发展汽车自主品牌的问题，龙永图到底是什么意见？他是否赞成中国发展自己的汽车品牌呢？ 观众： 最近我在报刊上看到许多您对汽车自主品牌问题的回应。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您为什么不赞成中国汽车发展自主品牌呢? 谢谢您。 龙永图：我觉得你最后这句话，就让我很尴尬，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赞成我们中国的汽车要搞自主品牌我讲了一句话惹出一个很大的争论，我讲了什么话？我就说我们不能够为搞自主品牌而搞自主品牌，这句话本来是很明确的，但是我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就像我一个人讲，比如你讲，我们不能为吃饭而吃饭，那么第二天很多人攻击你，说是这位小姐提倡我们不要吃饭，我们不必吃饭，当然给你驳得体无完肤了，实际上你并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说我们不能为吃饭而吃饭，我们要为活得更好，活得更健康，活得更美丽，吃得更开心而吃饭。 实际上可以有很多话题可以讲的，我并没有讲我们不要搞汽车自主品牌，我觉得如果我讲出这句话的话，那么我确实没有能力和任何人进行争辩，我的意思就是要搞汽车自主品牌我们应该认真分析一下我们当前面临的形势。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汽车市场，90％都是合资生产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把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厂都引进到中国来，而且我们中国入世的时候提出一个条件就是所有的汽车整车在和我们中国的汽车制造厂合资的时候，（控股比例）必须是50％到50％，他们不能控股，也就是说，说到底如果所有的中国汽车制造业都给外资和中资合资的企业所控制，我们中国人至少还有半壁江山，所以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这样一个条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确实面临一个什么问题，90％的汽车都是合资企业生产的，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对整个汽车的自主品牌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就像刚才我讲到的为了争奥运金牌我们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比如汽车并不是说所有的汽车门类我们都没有竞争能力，比如说我们生产的卡车大轿车我觉得我们还是不错的，质量很好，我们可以在卡车大轿车上，我们先搞中国的自主品牌，马上就搞，而且大搞，小轿车比如说小排量的我们也可以开始搞，但是注意中高档的轿车我们现在确实很难和这些大的汽车巨头，去竞争。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培育汽车品牌的工作，但是不要遍地开花，不要花太多的资源精力来搞这个事情，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要为自主品牌而自主品牌，自主品牌的目的还是要发展中国的汽车工业，我认为更主要的是满足我们的汽车工业怎么大发展，大发展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的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给我们中国的政府提供更多税收，这样才是发展汽车工业的目的也是搞汽车品牌的目的。 观众提问：我有一个关于中国纺织品出口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纺织品贸易谈判已经进入了第六轮，但是还没有一个可观的结果， 那么中美之间能不能达成像中欧一样的纺织品框架协议，您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怎样的预期？ 龙永图：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在纺织品的进口和出口的问题上是有共同利益的，美国的市场需要中国的纺织品，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美国的市场根本不需要中国的纺织品，那我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就很少，因为没有双赢的基础，我对中美达成协议有信心就是说中美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有利，我认为现在尚未形成协议，只不过是在达成协议的一些细节上可能还没有形成一些共识，需要时间。我们可以等待，需要有耐心，中国入世谈了15年我们都有耐心，我们跟美国谈判也不过就一年，大家不要太着急，我认为是可以达成协议的。 当然，中欧那种纺织品协议，不一定是中美达成协议的一个固定的模式，中美可以完全按照双方在纺织品问题上的利益形成一个新的框架协议，形成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认为中欧的协议就是一个最好的协议，不一定，如果中欧的协议是个最好的协议的话，为什么后来欧盟又反悔了，为什么要那么大幅度增加配额，就说明他不增加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很多欧洲商场的货架就空了。当时欧洲人跟我们达成协议的时候，他低估了欧洲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依赖程度。是他们自食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所以我们希望美国不要走欧洲的这条道路，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讲的第一我对中美达成协议是乐观的，第二我希望达成一个更好的协议，这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和美国市场的利益都是一个更好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