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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前，著名文学家老舍、戏剧家曹禺就曾经在美国合写过一首诗，名为《贺张伯苓先生七十大庆》，诗的开头写道： “知道有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这个张校长就是张伯苓，南开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五十年呕心沥血，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和五十多年前著名文学家老舍、戏剧家曹禺写下这首诗时所不一样的是，张伯苓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已经显得十分陌生。本文试图走进历史深处，从以下几个侧面勾勒出这个中国近代伟大教育家的音容笑貌。 从“海军救国”到教育救国的南开之父 张伯苓，1876年4月生于天津。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欧美科技文化知识，毕业后入海军服务，但不久，海军的腐败，清政府的媚外无能，完全打破了张伯苓的“海军救国”梦想。 张伯苓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一文中提到了亲历“国旗三易”的事情。甲午中日战争以后，1898年7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占据威海卫的日军，按约应当撤出，以便清政府接受之后，再行转让给英国。这一交接仪式决定在威海卫举行。张伯苓所在通济舰护送清廷大员前往。 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这算是清政府从日军手中收回了失地，但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一拱让比从日本手中接受更令人凄怆。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事件。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 经过思索，张伯苓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不久，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 据《剑桥民国史》记载，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受聘于严范孙的家馆开始的。 严范孙，即严修，较早接受西方文明，在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即1897年即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改革科举制度，设立经济特科，被梁启超称为“戊戌变法之源点”。变法失败后，严修辞官回到天津，在自己宅中办起家馆向子弟传授新学。当时，张伯苓讲授的课程有英语、数理化和体育，一时间，他成为天津城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派老师。 由于张伯苓教学成绩卓著，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严修和张伯苓决定扩大办学规模。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回来后，他们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 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赫赫有名的南开中学由此诞生。 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张伯苓、严范孙决心创办大学。为此，张伯苓去美国学习、考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论。从美国回来后，开始筹募办学资金。1919年春开始建大学校舍。9月初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录取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分文、理、商三科，25日开学，私立南开大学宣告诞生。 当时的南开是私立大学，教师薪金要比北大、清华低，如何选任一批较好的师资，是张伯苓面临的重要问题。但也由于南开是私立，较少时政的干扰，这恰恰是知识分子比较向往的。另一方面，张伯苓又懂得知识分子的心理，能够尊重他们，体贴他们。所以南开吸引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姜立夫、邱宗岳、饶毓泰、杨石开、张彭春、李济、竺可桢、蒋廷黻、范文澜、汤用彤、徐谟、罗隆基、何廉、方显庭、黄子坚等，先后来到南开执教，为南开大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到上世纪30年代，南开大学已发展成一所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在《教育史上的奇迹》一文中说：“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南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几十年间战乱频仍，政治、经济环境相当恶劣，张伯苓竟能开创如此辉煌的事业，后人很难不深表敬佩。” “体育校长”和“中国奥运第一人” 2008年北京奥申委在《申办奥运会知识读本》中这样介绍张伯苓：“一九○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教育家、体育家张伯苓在天津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运动会的演说中建议，中国要加紧准备，争取早日参与奥运。一九○八年，张伯苓赴欧美考察，观看了伦敦第四届奥运会盛况。回国后，他便以南开为基地，开始在中国大力宣传奥运，为中国早日加入奥运大家庭四处奔走”。 目睹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当年的张伯苓暗下决心：“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投身教育事业之后，张伯苓便将这样的理念带入南开学校。 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张伯苓还身体力行，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 在今天的南开大学里仍然留有这个有“体育校长”之称的张校长为当年足球赛开球的照片。 那时，张伯苓向国人大力宣传“奥运”的魅力。在1907年10月24日天津青年会第5届学校运动会的闭幕式上，张伯苓在发奖式上以奥林匹克为题发表演说。1908年8月，张伯苓受派赴华盛顿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会后，他顺道考察欧美教育，正值伦敦举行第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张伯苓观看了大会盛况，深受鼓舞。回国后，他在1908年10月23日的天津第6届田径运动会颁奖仪式上，首次用投影机放映了第4届奥运会的幻灯片，热情地向在场的运动员和观众们展示了奥运的魅力。 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适值中国“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政府决定不参加任何比赛，仅派当时任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的沈嗣良前往观礼和参加体育会议。 然而此时，一则惊人的消息使事态急转直下。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突然向主办国提出参加要求，并宣布东北籍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和中长跑运动员于希渭两人代表“满洲国”参加比赛。国人闻之哗然。 时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的张伯苓闻讯拍案而起，立即与张学良一起商讨对策，决定将计就计。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宣布派刘长春和于希渭二人组成中国代表队代表中华民国参加奥运会，张伯苓则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等报名，挫败了日本和“伪满”的阴谋。 张伯苓的行动极大增强了国人的奥运意识，因此被称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城郭依旧，人面已非 1948年由国民党“行宪国大”之后，蒋介石出任总统，他提名张伯苓担任考试院长。考试院长一职长期由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担任，戴去世后蒋介石曾有意请胡适继任，被胡婉辞，蒋几经考虑最终决定请张伯苓出山。张伯苓最初亦曾犹豫，但他的性格中具有诚笃仗义的特点，他信奉“你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之”的做人处世准则，最后接受所请。 出任考试院长的这段经历，是张伯苓从政的“顶颠”，也是1949年以后使他“身价大跌”的原由。他的学生周恩来早在1945年冬与南开同学、时任中央社北平分社负责人的丁履进谈话中就说到：“(张)校长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应该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类的政治工作。” 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南开，只是城郭依旧，人面已非。当时号称“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只有一批南开故旧在情感上给予他一些慰藉。 张伯苓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南开校庆来临的时候，一生献给这个学校的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的座席。 张伯苓逝世后，除天津报章刊出张家的“哀启”和由他人代笔起草的“张伯苓遗嘱”外，当时的媒体一片寂然，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一事也未作公开披露。而1960年的南开校史干脆用“反革命”的定语把张伯苓的南开业绩一笔勾消。 研究者司徒允在他的《张伯苓的最后五年》一文中写到：“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七十四岁的张伯苓在新中国只逗留了短短一年两个月又二十余天。其间，他先后两次中风，第一次在1950年1月的重庆，幸而经治疗恢复过来；第二次在1951年2月的天津，发病九天后去世……总的感觉是，张伯苓的，其精神状态低迷不振，外界刺激接连不断，难以融入正在改天换地的新时代。” 直到1981年，《南开学报》第一期发表了梁吉生先生的《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此文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给予张校长一生全面、公正的评价，称张为“爱国教育家”。 张伯苓轶事 张伯苓和西安事变 据史料记载，1935年，张学良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命令，驱师大西北，督率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剿匪”战争，后张学良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4月9日，张学良飞抵陕北肤施，当日傍晚在一座教堂里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见。 张周二人刚一见面，张首先对周说：“我和你同师，咱们可以说都是南开的人。”周恩来当时一愣，说：“张校长怎么成了你的老师了呢？”张学良即谈起他十六岁时因听张伯苓的演讲，改变了以前富家纨绔子弟的生活方式的故事。然后爽朗地说：“我很感激张伯苓先生，我对他总是以师礼事之。” 后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南京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对张学良影响很大的张伯苓。他们紧急电召张伯苓，宋美龄和宋子文央求张伯苓亲笔写信给张学良，要求张学良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危机。张的行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张伯苓的妙语 张伯苓的言语曾被后人专门辑录一册《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却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张伯苓常讲：“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 ●张伯苓告诫学生，只要苦干就可化无为有，化不能为能。他不同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话：“如果有米，人人都可做炊，那还用得着巧妇？没有米，能想办法弄来米做炊才是巧妇！” ●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张伯苓对学生讲话中，针对当时一对电影明星闹离婚的新闻，拿狗皮膏、橡皮膏与气球来比喻三种不同的婚姻。 他说：“你们毕业后，很快就要结婚。婚姻可分三种，第一种像狗皮膏，贴上去很麻烦，撤下来很困难，譬如老式婚姻；第二种像橡皮膏，贴上去与撕下来都容易，譬如新式婚姻；第三种像气球，飞到哪里，就算哪里，譬如影剧界的儿戏婚姻。” 张伯苓戒烟 张伯苓的儿媳妇瞿安贵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张伯苓戒烟的故事。 在一次修身会上，张伯苓号召学生不许抽烟，当场有一位同学质问校长说：“您不许我们抽烟，您为什么抽烟?”伯苓一时语塞，沉默了一会儿，当场表态说：“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我宣布我马上戒烟。"会场上全体学生鼓掌。 回家以后，张伯苓一言不发，将家存的香烟、吕宋烟等等，统统扔在炉中烧毁了，连晚饭也没吃，一头倒在床上，自己生自己的气……果然伯苓戒烟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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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名寿春，宇伯苓。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其祖父张虔，为国学生，因屡试不第，致疯狂病逝，年仅三十八岁。其父张云藻，为独生子，且兼继承五门，不以科举功名为重，酷爱音乐，醉心骑射，访求名师，弹拉吹打，无一不精，尤擅长琵琶，天津人称之为“琵琶张”。 张伯苓六岁时入私塾读书。白天在义学里念《三字经》、《千字文》，放学回家后，其父再辅以教导和讲解，督促甚严。在这种义学中使张伯苓接触了更多的贫家子弟。 1891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 北洋水师学堂是洋务代表人物、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植北洋海军人才而建立的。学堂总办是船政大臣吴虞成，总教习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主张变法维新的严复。教习多半是留英学生。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总之，到这里来上学，叫做上洋学。清政府为吸引学生，不但学费全免，还管吃管住，这对家境日趋贫困的张伯苓确有很大的吸引力。 张伯苓在水师学堂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大开眼界。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严复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驾驶班学生在学堂习完四年毕业，派上练船学习船艺一年，送原学堂再习三月，然后拨人枪炮练船，再学三月。考核及格，派归兵船差遣补用。” 1894年，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时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趁机出兵寻衅，遂引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既起，清政府的海陆军被击溃，于是急调北洋水师增援。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参加了这一历史性战役。9月17日，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享率领联合舰队袭击北洋水师，在波涛汹涌的黄海海面上发生了一场大海战。双方激战五个多小时，互有损伤。张伯苓又随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海军基地。1895年1月，日本组成山东作战军，海陆两路夹击威海卫，丁汝昌等将士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2月12日敌军占据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开始参战时，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张伯苓含泪饮恨与众人返师归来。这是张伯苓的爱国热忱受到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1897年，承甲午败绩，国事日颓，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妄图瓜分中国。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俄、法、德三国以迫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德国租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法国租占了广州湾，而英国强租九龙与威海卫。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乃派大员乘通济舰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五内俱裂。他从威海卫归来之后，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 甲午之战是中国大失败的开始。海军军舰全军覆没，这次大失败的教训，激励了张伯苓的志气，坚定了他一生的爱国热忱。当时科举虽还未废， 而要求变法维新以求富强，已成为一般有志青年的愿望。张伯苓决心创办新式教育。适值天津名绅严范孙倡办新学，1898年乃延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张伯苓结识严范孙，对其后来南开一系列事业的创立与发展影响很大。 张伯苓在严馆执教时期除教授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和理化外，并提倡体育。那时没有体育设施，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1901年，即义和团运动的次年，天津邑绅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教其于侄，是谓“王馆”。 张伯苓在严、王两馆，循环往复，诲人不倦。两馆教法大体相同，只是附读学生逐年增多，设备及教法都还不完备。 1903年，张伯苓有感于日本蕞尔小邦，居然胜中国，挫强俄，一跃跻身于世界列强，必有所以致此之道，不可不往一观。在严修、王奎章的大力支持下，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 1904年 5月，张伯苓和严修二渡扶桑，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决定成立中学。遂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从此他结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为学堂的学监，开始一展他的宏愿。 张伯苓自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以来，到1917年学生已满千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每看到各届毕业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他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社会的需要，使他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他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 1918年，适逢严修与范静生也赴美，张伯苓乃与严、范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12月，张伯苓与严修游美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1919年春，在中学南端空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 1919年9月5、6日，举行大学新生人学考试，25日正式上课。 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时北京、上海开创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的是线装书去上课，而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当时也是十分难得的。 南开大学的兴办和发展，对张伯苓来说，并不意味着兴办教育的终结。建立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才是他兴办教育的宏伟大略。 张伯苓于1923年建立了南开女中。接着在1928年，张伯苓又兴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 为开展学术研究和造就高层次人才，张伯苓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又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既以办学为救国的手段，故早就不以在天津创办学校为满足。1931年以后，日本军阀在华北屡生事端，他看到两国终不免一战，而天津定首当其冲。及至1935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张伯苓深为忧虑。1935年，他亲赴重庆考察后，决心在重庆建立南开中学。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学”。并于当年九月开学。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 1938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压力下，在汉口成立了国民党参政会。蒋介石为了装璜门面，拉拢在南方有一定声望的张一麟和在北方颇有影响的张伯苓担任参政会的副议长。 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组，约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 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后，目睹国民党政府，政治黑暗腐败，心情很不愉快。年末，他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回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老寓所，终日深居简出。 解放前夕，蒋介石三番两次到沙坪坝津南村，要求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后来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来劝行，他都婉言谢绝了。1949年，他毅然留在重庆迎接解放。解放后，他衷心地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及其内外政策。1951年2月23日因病谢世，享年76岁。在他的遗嘱中，对国家民族无限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勉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务共努力”，“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 张伯苓作为在他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其晚年，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张伯苓毕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怕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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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张伯苓，名寿春，宇伯苓。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其祖父张虔，为国学生，因屡试不第，致疯狂病逝，年仅三十八岁。其父张云藻，为独生子，且兼继承五门，不以科举功名为重，酷爱音乐，醉心骑射，访求名师，弹拉吹打，无一不精，尤擅长琵琶，天津人称之为“琵琶张”。 张伯苓六岁时入私塾读书。白天在义学里念《三字经》、《千字文》，放学回家后，其父再辅以教导和讲解，督促甚严。在这种义学中使张伯苓接触了更多的贫家子弟。 1891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 北洋水师学堂是洋务代表人物、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植北洋海军人才而建立的。学堂总办是船政大臣吴虞成，总教习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主张变法维新的严复。教习多半是留英学生。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总之，到这里来上学，叫做上洋学。清政府为吸引学生，不但学费全免，还管吃管住，这对家境日趋贫困的张伯苓确有很大的吸引力。 张伯苓在水师学堂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大开眼界。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严复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驾驶班学生在学堂习完四年毕业，派上练船学习船艺一年，送原学堂再习三月，然后拨人枪炮练船，再学三月。考核及格，派归兵船差遣补用。” 1894年，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时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趁机出兵寻衅，遂引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既起，清政府的海陆军被击溃，于是急调北洋水师增援。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参加了这一历史性战役。9月17日，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享率领联合舰队袭击北洋水师，在波涛汹涌的黄海海面上发生了一场大海战。双方激战五个多小时，互有损伤。张伯苓又随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海军基地。1895年1月，日本组成山东作战军，海陆两路夹击威海卫，丁汝昌等将士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2月12日敌军占据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开始参战时，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张伯苓含泪饮恨与众人返师归来。这是张伯苓的爱国热忱受到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1897年，承甲午败绩，国事日颓，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妄图瓜分中国。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俄、法、德三国以迫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德国租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法国租占了广州湾，而英国强租九龙与威海卫。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乃派大员乘通济舰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五内俱裂。他从威海卫归来之后，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 甲午之战是中国大失败的开始。海军军舰全军覆没，这次大失败的教训，激励了张伯苓的志气，坚定了他一生的爱国热忱。当时科举虽还未废， 而要求变法维新以求富强，已成为一般有志青年的愿望。张伯苓决心创办新式教育。适值天津名绅严范孙倡办新学，1898年乃延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张伯苓结识严范孙，对其后来南开一系列事业的创立与发展影响很大。 张伯苓在严馆执教时期除教授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和理化外，并提倡体育。那时没有体育设施，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1901年，即义和团运动的次年，天津邑绅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教其于侄，是谓“王馆”。 张伯苓在严、王两馆，循环往复，诲人不倦。两馆教法大体相同，只是附读学生逐年增多，设备及教法都还不完备。 1903年，张伯苓有感于日本蕞尔小邦，居然胜中国，挫强俄，一跃跻身于世界列强，必有所以致此之道，不可不往一观。在严修、王奎章的大力支持下，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 1904年 5月，张伯苓和严修二渡扶桑，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决定成立中学。遂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从此他结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为学堂的学监，开始一展他的宏愿。 张伯苓自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以来，到1917年学生已满千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每看到各届毕业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他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社会的需要，使他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他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 1918年，适逢严修与范静生也赴美，张伯苓乃与严、范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12月，张伯苓与严修游美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1919年春，在中学南端空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 1919年9月5、6日，举行大学新生人学考试，25日正式上课。 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时北京、上海开创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的是线装书去上课，而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当时也是十分难得的。 南开大学的兴办和发展，对张伯苓来说，并不意味着兴办教育的终结。建立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才是他兴办教育的宏伟大略。 张伯苓于1923年建立了南开女中。接着在1928年，张伯苓又兴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 为开展学术研究和造就高层次人才，张伯苓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又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既以办学为救国的手段，故早就不以在天津创办学校为满足。1931年以后，日本军阀在华北屡生事端，他看到两国终不免一战，而天津定首当其冲。及至1935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张伯苓深为忧虑。1935年，他亲赴重庆考察后，决心在重庆建立南开中学。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学”。并于当年九月开学。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 1938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压力下，在汉口成立了国民党参政会。蒋介石为了装璜门面，拉拢在南方有一定声望的张一麟和在北方颇有影响的张伯苓担任参政会的副议长。 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组，约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 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后，目睹国民党政府，政治黑暗腐败，心情很不愉快。年末，他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回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老寓所，终日深居简出。 解放前夕，蒋介石三番两次到沙坪坝津南村，要求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后来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来劝行，他都婉言谢绝了。1949年，他毅然留在重庆迎接解放。解放后，他衷心地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及其内外政策。1951年2月23日因病谢世，享年76岁。在他的遗嘱中，对国家民族无限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勉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务共努力”，“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 张伯苓作为在他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其晚年，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张伯苓毕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怕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