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网友
中国的医疗改革应当允许人们怀疑2005/03/24文/李志宁由于我在李志宁个人网页上写了一篇杂文《正是“医疗改革”狠狠阻击了中国经济》，谈谈我对医疗改革的看法，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不同反响。出乎我的意料，绝大部分老百姓读者相当认同，他们认为我起码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新的角度。但是，我没有想到，文章却使得一些医生大为气恼，有的人说我的文章是“垃圾”，有的人说我“可恨”，说我的文字功底太...
热心网友
中国的医疗改革应当允许人们怀疑2005/03/24文/李志宁由于我在李志宁个人网页上写了一篇杂文《正是“医疗改革”狠狠阻击了中国经济》，谈谈我对医疗改革的看法，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不同反响。出乎我的意料，绝大部分老百姓读者相当认同，他们认为我起码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新的角度。但是，我没有想到，文章却使得一些医生大为气恼，有的人说我的文章是“垃圾”，有的人说我“可恨”，说我的文字功底太差、需要到学校去“回炉”。也可能，他们说得有道理，应当谢谢他们。但我想，即使“垃圾”也自有它的用处。起码我让人们知道，还有另外的一种声音，还有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我想，这也正是我的垃圾文章的价值所在。我长期在一个学术单位，因此养成了习惯，在听到“不同意见”时，从来不会觉得生气，也绝不会对“不同观点者”恶语相加。因为我知道，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只会对自己有好处。大到国家也是如此，如果国家的高级干部们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即使那些意见错谬百出，也可以借鉴。古人都知道，兼听则明，可以避免片面性。我经常讲到：对于一个决策者，外界什么样的意见是有价值的？“不同意见”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如果是相同意见，不过是自己思想的重复，有什么价值？如果我们只能听相同的意见，听见不同意见就骂人，实质上也就是只能听奉承，听赞美，听唱歌，听一些实际上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开展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那就无法得到真理，也说不定就快要出“大毛病”了。但我得说明：无论何时，我都绝对没有任何要冒犯医生的意思。我从小时就很崇敬医生，觉得他们都是从圣洁的天宫里飞来的，他们来人间拯救众生的生命，因此他们叫白衣天使。至今我也知道，“医生”可以说是一个最崇高的名称，在全世界都是最受尊敬的职业。我曾在美国问一个大学生，美国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然是医生。”我又曾陪一位秘鲁姑娘去一家美国医院看病，亲眼看到那里的医生。我当时深感到，大概医生的天性就是：同情和慈爱。医生对人们，大概天生就具有人文关怀。但是，我可能错了，在中国，情况已经大大不同。正是十多年来的“医疗改革”，推倒了崇高和圣洁，把原本神圣的“救死扶伤”的医疗事业，变成了一桩桩买卖。而且有时简直成了黑市买卖。渐渐地，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许多普通老百姓由于钱少，越来越看不起病了；二是大量的医疗单位也由于钱少，“搞钱”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没有钱，医疗单位无法生存，医护人员的工资也难以开支，设备需要更新，新技术需要引进，这一切都需要钱。因此，顺理成章的事发生了，没有钱，危急病人就可能死在医院挂号室门前。医院的人士们也逐渐变得冷酷了。但我要说，这种事情是当代中国所特有的，并非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改革，不一定天生有理，医疗改革是在“改革”的旗帜下进行的。因此，对它的研究分析，也就充满了困难。因为若是怀疑和批评，就有反对“改革”之嫌，那是一顶政治帽子。自80年代直到当前，在中国，“改革”这两个字，可以说实在太酷了，谁也碰不得。改革二字，已经弥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广大的人群在言谈中也都说顺了嘴，不管碰到什么事，“改革”二字往往会顺口而出，就像咳嗽一声、或清一下嗓子那么容易。在中国，“改革”二字，也是我们的学者很喜欢使用的。君不见，常有学者表态式地说，我们要“永远高举改革的旗帜”，要“永远坚持改革大业”……，语调是那么铿锵有力。但我不明白的是，改革不是呼吸喝水，怎么能够永无休止地做下去呢？显然，改革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们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改革，才说得通。改革之后，就要建立一个在一段时间里相对稳定的、较改革之前更好的制度。所以“改革”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业”。如果永远改革，永不停息，那个好的、改革后的“新制度”怎么能稳得下来呢？莫非“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我太笨拙，实在理解不了。我认为，现在应当停止对“改革”两个字的神化。对“改革”中出了毛病的事情，例如像“医疗改革”这样的改革，不审慎对待，不否定其不合理的部分，是不行的。因为，医改是事关全国人民死生的大事，而不仅只事关“少数人”，也不仅是只影响到医生们的事情。所以，医生当然有权讨论医疗改革，他们也更应当参加这种讨论；但同时，人民也有权讨论医疗改革。因为“医疗改革”，不是医界业内人士的专用品。因此，我这个普通老百姓，虽然是“业外”的门外汉，为一些“业内人士”所不齿、甚至所切齿，但也有权利和义务谈论一下“医疗改革”。当然，我知道自己没什么水平，我有自知。我并没有要抢医界“业内人士”的发言权，所以，还请网上的医生们不要生气。生我这样一个人的气，是不值得的。医疗改革，应保障医生为高收入群体毫无疑问，我认为医生应当是“高收入群体”，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国不应当例外。而问题恰恰是，医疗改革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确，不否认，现在有些医生得到了“高收入”。但多数是通过“红包”、或者“开检查”、“开药”的回扣。这是一种阴暗的高收入，不是理直气壮的、清白的高收入。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会给医生以心理负担，使他们良心不安。这不是医生们所应当得到的、光明正大的高收入。我认为，医生应当得到的，应当是“工资性”的高收入。前几天，我与一位医学博士李天天医生探讨医改问题。我说，目前条件下，如果我们的医生能有1-2万元月工资，我认为是合理的，而且医患情况会有很大改观。因为，这一方面体现了医生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使得医生珍惜自己的工作。我认为，包括主治医师，医生平均月工资起码应达到同级“公务员”的一倍以上。当医生获得了高工资之后，他们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对患者就会在心理平和的情况下、悉心照顾。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患者多是贫困老百姓，他们付出多而收入低，对不公平的世界充满气愤，生了病又没钱医治，更是气上加气。而医生不是神仙，不可能都治好，患者就更气愤，会出现不理智的举动，甚至伤害医生。二是，医生方面也是成天一肚子气，工作的时候就容易烦躁，即使有点“红包”，还得偷偷摸摸，心里总是别扭。所以，医生常常对患者态度生硬，有时有别的烦心事也可能引起对患者心不在焉。我认为，这种情况所以发生，是与医生的工资过低是有很大关系的。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学者一直反对“高薪养廉”，中国也一直坚决实行“低工资制度”。中国人的工资低得有些离谱，据我以前估算，目前的“全国工资总额”在GDP中只占12%左右，而1980年则比现在要高5个百分点（那时尚还有公费医疗、低学费和低房租等社会保障）；如果按“工业总产值”算，大约只占5-7%；如果按“平价购买力”（PPP）算，仅只占3%左右。我曾向一位美国经济学教授了解，美国这项比例如何？他说大约占50%左右。当然，这应当是指“税前”的。关于中国的“低工资”状况，与国外比较，我以前曾写过多篇文章，这里就不重复了。中国工资虽然低，但不少人手中的钱并不少。近年来每年仅“消费品零售总额”，就能超过“全国工资总额”2万亿元以上，每年的“居民储蓄增加额”也会超过“全国工资总额”数千亿元。例如今年2月份，不得了，据公布该月“居民储蓄增加额”高达5654亿元，而“全国工资总额”呢？以我估计，2月间甚至不可能超过1500亿元。那么，这“居民”的储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可以肯定的回答，绝大部分不可能来自“全国工资总额”。正由于工资低，各种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甚至黄色收入，就成了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追来追去，人心也就越追越坏，社会风气就越来越邪。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当的挣钱“路径”，而这个“路径”甚至在腐蚀着每一个中国人。这是“制度”在腐蚀人。过去，我们经济研究所不少老专家，是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工作过的。他们曾告诉我们，当时他们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写东西是没有稿费的。我们很诧异。他们说，因为做调查、写东西，这都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为什么大家都爱惜自己这份工作？因为工资很高，每月有200-300块光洋。当时一个体力劳动者每月不过挣七八块光洋，一个小学教师也才30来块光洋。再举现代的新加坡为例，一个高级公务员有非常高的待遇，例如享受高工资和5间套的住房、配备高级汽车、负担子女上学等高福利，所以，他们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决不贪污。因为如果一旦失足，涉嫌腐败，那么一切高待遇全部消失，而且身败名裂，一辈子就完了，甚至连孩子们的前途也跟着大受损失。这种情况，就是高薪养廉，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曾听到一位专家讲故事，时间忘了，说某个游牧民族建成的小朝廷，听说原来的官员都是有“工资”的，很感奇怪，说当官还要朝廷发“工资”？没必要。当官可以向老百姓“捞”么！结果官员们“刮地皮”，个人收入大大增加，非常高兴，但“吏治”只能一团糟。不久只能走向倒台。汉唐制度又回来后，要恢复原来的官制，没想到那些官员已经“捞”出味道来了，反而都不愿意“发工资”了，还希望仍旧“刮地皮”。所以，腐败的力量也满大的呀。但是，朝廷哪能容得这这样腐败呢？要是这样腐败，新上台的皇帝还能呆几天呀？所以，又坚决地回到了原来的“工资制度”，腐败得以遏制，社会才最终安定下来。所以我认为，腐败之下，社会决不可能长治久安的。关于医患关系的紧张，我认为最终也源于“医疗改革”。医改要有出路，就必须坚决地把医生变为“高工资群体”。我想，我国若要走出“低工资误区”，可以先从医生做起。要把是医生们都变成“崇高之士”和“清高之士”，必须有相应的、但是清白的高收入来支撑。如果没有高收入，医生的价值没有体现，他们“清高”不起来。所以，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医生也会去寻找“捞”和“刮地皮”的可能。这也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记得80年中期，著名作家冰心曾感叹，中小学教师收入太低，白天上课，夜晚则去给个体户扛包挣钱。文章大意是：教师们为人师表，自身就应当高尚，但由于穷，自己已经没有了“清高”，“孤芳自赏”都没有了条件，怎么能够教育出有高尚情怀的学生？但她的这篇小短文，据说当时连登上北京晚报都很困难。中国的环境就是这样，连这样的“不同声音”，当时都要几经曲折，简直都快发表不出来了，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悲剧”。一个不能听不同声音的民族，在“多样化”的世界里，怎么可能走到世界前列呢？工资太低了，意味着“清白收入”的比重太低了，而其他颜色（灰色、黑色、黄色）的收入比例太高，带来一系列难解的社会问题。我们国家正做着这种傻事情，学者们还挺得意洋洋，好像劳动者工资低、就“给国家省了多少钱”似的，经济学家们还大讲这就是中国的“低工资竞争优势”。殊不知，因此，我们中华民族就为了这个，失去了太多的好东西。而更严重的是：失去了人心。中国一年的“医疗风险”到底需要多少钱？网上可以看出，医生们对李志宁最为气愤的是：李志宁拿了国家公布的一些“不可靠的数据”，来拼凑文章。他们认为，全国“免费医疗”根本不可能。而且5000亿元根本不够，起码要1万亿元。固然，可能我的数据不可靠，但“可靠的数据”又在哪里呢？任何人都可以不相信国家公布的数据，但作为普通研究人员，自己又不可能办个“统计局”，又到哪里去找“可靠的数据”呢？脱离了国家统计局和卫生部的数据，不仅我找不到，医生们就能够找到了吗？更何况，我只是要说明：医疗改革使得老百姓不敢花钱，大大降低了凯恩斯先生所说的“总需求”，使得“总供给”和“总需求”大大失去平衡，这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老百姓要攒钱对付可能发生的疾病，也就是医疗风险，特别是像我们老年人。只要有攒钱的可能，全国人民就是攒到200-300万亿元，也是不会罢手的。当然，老百姓不可能攒到那么多钱，这是另一回事。这问题这么难以理解吗？我为什么估计全国一年的医疗费用约在4000-5000亿元，这是因为国家2005年1月间公布的2003年全国医院总收入为3911亿元。这使我很吃惊，为什么这么少？在美国，全国的医疗支出约占GDP的15%；西欧约9-10%左右；但在日本，只占6-8%。假若中国也占GDP的6%，2003年的GDP为116603.2亿元，那么6%则为6996.2亿元。没有达到1万亿元，当然，即使达到1万亿元，国家财政再困难、也是责无旁贷的。何况起码在2004年，国家财政并不困难。另外，中国的医疗条件的硬件部分，与欧美日相比，还是很差的，中国医疗价格过于昂贵，也是没有道理。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为什么我认为若是国家来承担“医疗风险”的话，4000-5000亿元就差不多了呢？基于以下几个理由：（一）至2004年底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2386万人，全年医疗保险的基金收入为1089亿元，而其支出，据公布仅有847亿元！（二）在中国，像样的医院，也就是属于“卫生部门”的医院，2003年全年收入不过是2686亿元。（三）据媒体报道，目前存在着严重的“药品暴利”。当然，有一位医生对我说，药品的暴利大都到不了医院和医生的手里。这大概也是事实。但是，不管药品暴利落到那个环节上，“暴利”本身都是一个事实，需要老百姓来承担。如果药品暴利得以有效消除，国家即使承担全部医疗风险，都不会有现今这么高的医药费用。（四）当然还有腐败问题，如果能克服的话，也能节省大量资金。前两年报载，北京有一家医院的收款员大量贪污，使人吃惊，因为她的“地位”并不高。如果类似的、事关腐败的各种事件都真能克服的话，国家变成了一个清廉、美丽、清洁、令人心中宁静恬然的地方，那么医疗费用还会因此下降。当然，不管4000-5000亿元医疗规模够不够，我说的是一个道理。我以前就讲过，医疗改革是不会省钱的，如果省了“国家的钱”，那就换由老百姓来支付，就费了老百姓的钱。所以，如果不是由国家来承担医疗风险、而是由老百姓承担，花钱的总量仍不会有太大改变，只是“总需求”大大下降了，严重阻滞了经济，破坏了供求平衡。我所以提出各4000-5000亿元规模，是因为我希望，将来在实行免费医疗的初期，国家能够大致有个医疗风险的支出规模的感觉。当然，我不仅不是业内人士，而且不是掌握国家经济情况的真正的“经济专家”，所以我只能说个大概。但就这么个“大概”，也已经惹恼了不少业内人士，我应当道歉。“免费医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困难我们总在向人们宣传：公费医疗，国家已经无力承担了；公费医疗，产生巨大的浪费；西方国家也在检讨“免费医疗”等福利政策，也迫不得已要进行改革云云。每当我看到这些，总是为那些推卸责任的国家干部们感到脸红。第一条不用多说了，国家完全有财政力量承担医疗风险。第二条，公费医疗的浪费，正是由于没有实行免费医疗，才会发生“一人看病，全家吃药”的情况。第三，西方国家在检讨“福利”制度，首先说明它们有福利，人民有保障，安居乐业。而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照理说，应当福利世界第一，因为原始的“社会主义目标”就是为了人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结果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有了“全民福利”，而社会主义中国呢，却反而是“少数人先富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实际上，西方国家要改变“全民保障”和“全民福利”，是很困难的。这么重大的事情，肯定是要进行全民公决的。而若是涉及全民的福利，没有人民的同意，那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我感到，西方国家的某些福利改革、包括医疗改革的吆喝，都不会是真的把福利改掉。因为那将是历史的巨大退步。我想，如果让人民已经得到的“实惠”得而复失，那么人民就会有意见，就会使用手中的选票让这届政府下台的。所以，我认为，如果人类将会继续生存下去的话，那么就会走向免费医疗。所谓资金的问题、老年化的问题等，都不是不可解决的。老年化问题，也全不像学术界讲得那么可怕。只要延长退休年龄，就可以基本解决。因为所谓“老年社会”，不外是一部分人不工作了，60岁以下的人要“养活”60岁以上的人。中国人是将60岁看成一道坎，不能逾越，自然会困难重重。中国刚刚10%的人口过了60岁，日本已经10%的人口过了70岁，依然是世界一支可怕的经济力量。我想，如果延长了退休年龄，65、67，甚至70岁，只要想工作、有能力工作，就可以工作，那么养活人口数比起60岁退休、将大为减少。而且，现在的生活和医疗条件下，现代人到60岁时，常常还是工作精力很旺盛的时候，他们还有宝贵的阅历和体验。他们的活力不如青年，但他们的经验，却是青年所无法取代的。在文章结束的时候，我还特别想说明一下：我国的离休干部，并不是所有药品都能报销、浪费大量医疗资源的一群人。医生应当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应当再在网上的文章里那样写。中国目前的离休干部人群，平心而论，相对于古代、近代和当代中国的“干部队伍”来讲，是素质最好的一代。他们由严酷的战争条件选拔出来，在总体上，他们不顾任何个人危殆，勇于自我牺牲，没有贪污，没有二奶，没有海外狂赌，没有大吃大喝，没有游山逛水，没有出国公费旅游……。人们为什么对他们这么蔑视？还硬要说他们全部医药费都报销？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们的药费、住院费，有许多是不能报销的，即使是红军时期的90岁的病弱老人，只要没有达到等级森严的“级别”，按照北京市的文件规定，就不能住单人病房，要住的话通常一个月“病房费”就得自费1.5万元。所以，我希望中国人一不要失掉善良，二不要失掉对事实的敬畏。